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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想过要出版一本文学游记类的书， 因为我的专业与文学并不沾边，再加上大学毕业后的工作一直用英语。尽管中文听、说、读尚可， 但要落笔纸上， 尤其是文学类的语言，还真得下点功夫。 《非洲200天》的写作是从喜马拉雅平台说书开始的。 2020年我完成全球旅行从北极回到悉尼，正赶上新冠疫情封城，有了大把的闲暇时间。我的师傅郑大为鼓励我利用这段空闲学习朗诵，还特意帮我在喜马拉雅平台开了个频道，取名耕读希望。 我的朗诵小有进步，师傅又鼓励我把旅行中的故事写下来说给大家听。就这样，2020年6月，《非洲200天》的第一篇音频作品《红顶教堂的婚礼》在喜马拉雅开播，之后又有了第2篇，第3篇……直到第50篇。 在写作过程中，我曾担心自己做研究的习惯会影响到游记的风格。师傅告诉我说，这才是你独特的风格！以行者加学者的身份和独特的游学式记述，少了纯文学游记常见的平庸和浮躁，既有严谨有据的知识性，又有大胆探秘的挑战性和引人深思的启迪性。 我从心里感激师傅，感激他在病重时还一直听我的作品，感激他一点一滴的建议。没有师傅的坚持，我没有这份勇敢去做这件几乎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2
在地球上走一圈是我童年的梦想，但到底怎么走，什么时候开始走，在2017年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不是不愿意去想，而是确实没有时间去想。 回想自己的一生好像都在奔跑，是那种被一根细绳拴住，永远在一个跑道上的奔跑：上了中学就奔着一所好大学； 上了大学就奔着出国留学；博士毕业后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跑道上的每一分钟客户都是付了钱的，更没有理由不使劲跑了；像所有的母亲一样，把孩子们带大，连拉带扯地把他们推进了大学，看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晃儿过了30多年。 直到有一天，母亲指着桌子上的排骨对我说，我想吃那块红薯。我这才突然发现母亲那双曾经是那么清澈，美丽的大眼睛已经接近失明了，而这一切几乎就发生在一瞬间。那一刻，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了生命的短暂和无奈。 父母去世前的最后几年，为了方便照顾他们，我干脆调到了北京的分公司。那几年不只是跑，而是在狂奔，从孩子们的学校，跑到单位，再从单位跑到医院……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被一条绳子死死地卡住了，它缓缓地勒住我的脖子 ，而且越勒越紧。 父母的去世让我深受触动，原来生命并不漫长，它不但稍纵即逝，而且可以戛然而止。我开始恐慌起来，突然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我要尽快摆脱那条让我窒息的绳子。我还会奔跑， 但要换不同的跑道，换一个，再换一个，我要去体验不同跑道的风景。 我迅速地用本子写下最想做的事情，排在最前面的竟是那个儿时走世界的梦想。 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周游世界的大概时间表：第一年走非洲，第二年走欧洲和亚洲，第三年走南北极和美洲。把非洲放在第一位，是因为那里最艰苦，我想趁着体力还可以的时候先去啃这块硬骨头。 我粗略地看了一下地图，毛里求斯距离澳大利亚最近，于是我决定把它作为首站，之后经马达加斯加进入南部非洲，由南向北挺进，途经24个国家，行程200天,这真是一个伟大的计划！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通知公司。作为一个在公司打拼了30多年，事业蒸蒸日上，职场竞争的佼佼者，居然提出要请假3年去周游世界。这件事在同事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一些朋友担心我会失去晋升的机会，纷纷劝我放弃这个想法。但我觉得应在有限的生命中尝试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再往后拖，我可能就真没有机会了。 公司看我意已决，最终接受了我的辞呈。其实，在欧美公司，离职几年去旅行，不算什么新鲜的事情，很多大公司也希望他们的专业人士能见多识广，开阔视野，回来后更上层楼。 3
公司的事情办妥后，我开始认真思索，用什么方式去走世界呢？ 罗伯特·佛洛斯特在《无人走过的路》一书中说:两条路在一片金黄色的树林里分叉，我选择了少数人走的那一条，而这产生了所有的不同。的确，人生多歧路，选择不同的路径必有不同的结果，旅行也一样。 我理解的旅行应该是一个人的行走。独自行走，才是你和异乡的人们、自然和动物的单独约会。并且，旅行应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身体的行走，另一个是内心和思想的行走。缓缓地用脚步丈量世界，静静地用心灵注目苍生，对生命的修行，对万物的感悟都会发生在这场行走之中。 我开始在网上寻找当地的旅行社，我需要找一个有知识，既会英语又会开车的导游，他的任务是辅助我完成我的计划。在住宿方面，我想尽可能地走进当地人的家门，和他们同吃同住，了解他们的想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一切准备就绪后，2017年南半球的秋天，我终于离开了悉尼，开始了我人生中第一次时间最长的旅行。 4
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在北京、纽约、伦敦、悉尼都生活过。我曾经无比自豪地在儿时的玩伴中炫耀我的经历，称自己是IFM（国际飞人）。但在开始非洲的旅程后，我才第一次体会到这些城市的渺小、自己的渺小--自己曾经如此追求，如此自豪的生活方式，竟然如此的狭隘和局限。 在行走中，我不但看见了那些从未见过的风景，还接触了那些从未料到的人和事,而这一切颠覆了我原本若干根深蒂固的理念：对生的认识， 对死的理解，对爱情的诠释，对幸福和快乐的定义，对人类和这个星球的其它物种相依相存的感悟。 马达加斯加农村，我看见，竹坯窝棚里的孕妇和一头花牛，刚生完孩子的女人挪着步子将舍不得喝的红糖水喂给花牛。 在肯尼亚，我看见，一群妇女在人生的重大灾难面前，没有唉声叹气地凑合活着，而是不断地奋力抗争。 在苍凉无垠的红沙漠，我看见，一位端庄秀丽的女画家， 20多年来坚持每天给丈夫画像。 在黄热病村，我看见，生活中每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都可以让这些食不果腹、疾病缠身的村民感到快乐无比。 在塞伦盖提大草原，我看见，成群结队的角马和大象浩浩荡荡地穿过，在苍天荒地的死亡之谷，我看见， 900年前古老黑色的树，孤寂的影子随着太阳转动。 在奥卡万戈三角洲，我看见，一头公象，在我的帐篷旁边大嚼大咽了半宿，之后鼾声如雷， 我和它枕着同一块土地，仰望着同一片星空。 我看见了死亡，在攀登乞力马扎罗山峰的过程中， 在马达加斯加的翻尸节仪式上，在马赛马拉大草原， 在马拉维湖畔，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对待死亡的态度竟然如此的不同。 5
我把旅行定义为游学，这可能是因为早年在学校做了几年研究，至今仍保留着对不同领域的许多问题深入探索的兴趣。例如在非洲方面就有关于曼德拉、海尔·塞拉西、博兹瓦纳第一任民选总统塞雷茨·卡马等知名人物，以及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 关于曼德拉，外界对他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功绩一致赞誉有加，但对南非经济的倒退又颇有微词。 在南非的一个月时间，我住过索韦托的普通黑人家庭，也住过花园大道上传统的奴隶主庄园， 走访了废除种族隔离后新产生的白人贫民窟。南非的7篇游记不但描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也记录了我所听到和看到的不同层面的南非人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亲身经历以及他们对曼德拉的评价。 《秦叔与坦赞铁路》，《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两篇文章起源于我童年的一段经历。 秦叔是父亲的老朋友，生前曾是坦赞铁路的技术员。前几年我看到报道说，坦赞铁路由于经营不善，早已荒芜。带着这个疑问，我特意安排了沿着坦赞铁路的行走。走访秦叔工作过的地方，和当年这里的工友聊天，一起回忆那个光荣与梦想的年代。 1971年，我作为北京红小兵的代表欢迎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访问中国。后来我听说这位皇帝被人活活掐死了，他的家人死的死、亡的亡。为探究其中的原因，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图书馆，我阅读了各国学者关于海尔塞拉西的权威著作和最新研究成果，走访了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门格斯图红色恐怖博物馆的馆员，还有许许多多亚的斯亚贝巴的普通人，对这位皇帝有了很多新的了解。 旅行中，我一直对一些历史题材保留着浓厚的兴趣。 在卢旺达期间， 我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近距离接触了那场灾难的幸存者，他们之间有律师、军人、商人、普通的白领、还有屠杀中被胡图族艾滋病患者故意强奸而生下的艾滋病孩子。《三个月80万人》记录了这些幸存者的故事。 《血腥的奴隶拍卖市场》记述了美丽的桑给巴尔岛-这个最后关闭的奴隶拍卖市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迦太基的毁灭》一文最早起始于我在突尼斯行走中感兴趣的一个课题。为了搞清楚迦太基灭亡的真相，我走访了突尼斯所有和迦太基帝国有关的遗址和博物馆，并专程前往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巴勒莫博物馆。这篇游记详细记载了我探索中的发现。 我自幼对探险情有独钟。《金约柜真的在埃塞俄比亚吗？》记录了我从阿克苏姆到拉利贝拉的岩石教堂，从伯利恒山区到高耸空中的悬崖教堂，一路风尘，寻找金约柜的过程。 《奥摩山谷的奇遇》讲述了我在埃塞俄比亚南部原始部落行走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你不曾看到甚至难以想象的事情。 非洲原始部落的文化和风俗一直使我很着迷，这也是这次非洲之行的重点之一。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部落的文化，我特意选择和原住民住在一起：和红泥人一起烟浴， 和布须曼人一起狩猎，和马赛酋长的四个太太同吃同住，和撒哈拉沙漠两个孤独的老女人一起出工劳作。这样的生活经历突破了我以往所有关于人类怎么活着的认知，原来人生还有这样一种活法，这样的活法也很幸福。 6
今天，《非洲200天》终于脱稿了。它记录着我在人生中一个崭新跑道上的奔跑轨迹和心路历程，承载着我儿时的梦想和希冀。终于有一天，我可以拿着自己喜欢的颜料在荒原、在沙漠，在小巷的断垣残壁上，在一切可以勾画的地方，绘制出属于我自己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的图画。 这一切是在去非洲之前，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