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0日 北京 国家博物馆 北京出差，忙里偷闲去逛了一次心心念念的国家博物馆。酒店在王府井，从东四沿着东交民巷以前的使馆区慢慢得走，想象着1900年义和团在这里忙活了两个多月，10万多人居然就没有打下来。慈禧＂老佛爷＂就住在近在咫尺的紫禁城内，估计天天都能听到枪炮声，不知道她这两个月是怎么过来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她这两个月过得不会踏实。 进入天安门广场要安检了，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看天安门，心中会自然涌起一股豪情，这就是发自内心的爱国之情吧。 这几年在全国各地出差，只要有时间，都会去逛一下当地的博物馆，特别是省级的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基本上在各地博物馆内就是＂镇馆之宝＂级别的文物了。那天在朋友圈发了九张照片，都是代表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物了。 第一张是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这是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为新石器时代前期陶器，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是一种特制的葬具，它是仰韶彩陶工艺的代表作之一。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 第二张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这是是新石器时代的玉器（祭器礼器），于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玉龙墨绿色，高26厘米，完整无缺，体蜷曲，呈＂C＂字形。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棱形，有鬣。龙背有对称的单孔。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颚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被誉为＂三星塔拉红山文化玉龙＂，也称为＂中华第一龙＂。 第三张是象首耳卷体夔纹青铜罍，这是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1980年在四川彭县竹庄出土。它是一件容器，有盖，直口，方唇，双耳，圈足。盔形盖，饰四鸟形突棱，突棱恰成夔鼻。盔形盖中饰夔龙，肩部饰立体长鼻象双耳，双耳间各铸一立体卷鼻象首。肩上中间为一蟠龙，两边间以夔纹。腹部为卷耳大眼之夔龙，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身的卷龙纹、牛纹等是周人的代表性装饰纹样。它出土于四川，表明中原文化与蜀文化在西周初年就有很好的交融和交流。 第四张是四羊方尊，它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属炭河里遗址。四羊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巧夺天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 ，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第五张是战国时期的青铜缶，它于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县擂鼓墩1号墓，是战国时期曾国的物品，高124.5厘米、口径48.4厘米。缶盖上有4个环钮，盖用环链扣在肩上的龙形拱钮上。腹部有4个环钮，大概是供移动时捆绑绳索所用。缶的颈和下腹部饰有蟠虺纹组成的蕉叶纹，其上为3匝蟠虺纹，颈部有＂曾侯乙乍持，用冬（终）＂的铭文，表明它是曾侯乙王室所用的大型储酒器。这是目前 中国 发现的最大铜缶，也是战国时期最大的铜器。这件青铜缶采用分段铸造再拼合的工艺，器身分两次铸接，即先铸上半截，再铸下半截，从内壁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接合处有凸起的箍带。器表有四条纵向接范的痕迹，由于范块结合不整齐，所以上下的范痕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器耳和钮是单独铸造然后拼接上的。多范合铸技术代表了青铜时代范铸法技术的高峰，这种工艺的熟练应用为大型精美的青铜礼器铸造提供了前提。曾国是一个姬姓小国，战国时期为楚国的附庸国，与楚国的关系极为密切。曾侯＂乙＂在位时间是公元前453年-前433年，被称为曾国的＂中兴之君＂。 第六张是秦兵马俑。国博的秦兵马俑展厅是两人一马，后面则是秦兵马俑的实地照片。秦朝留存至今最著名的文物，当然是西安的兵马俑和铜车马。秦兵马俑的雕塑技艺和雕塑手法极其精致，每一件都精雕细刻。大到身体结构，小到须发眉毛，都雕刻的一丝不苟。秦代工匠在雕刻技法上，把圆雕、浮雕、线刻有机地结合，对细部做了精细的刻画。如武士俑的铠甲，甲片的叠压关系和编缀方法被表现地清晰明了。在面部细节方面，制作者没有拘泥于刻画毛根出肉的真实，而是借用夸张手法，把一些细节塑造得有角有棱， 比如说俑的眉毛和胡须，有的竖起、有的翻卷起来。这种夸张使人并不感到意外和失真，反而有助于人物精神、气质的表现，使其个性十分鲜明，诚挚地、逼真地再现了秦军的形象。2019年我才去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和秦兵马俑博物馆，真正领略了当年秦汉的波澜壮阔。 第七张是东汉击鼓说唱陶俑，它于1957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崖墓，为东汉明器。东汉击鼓说唱陶俑高56厘米，以泥质灰陶制成，头上戴帻，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东汉击鼓说唱陶俑被称为＂汉代第一俑＂，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属国家一级文物。 第八张是东汉的石天禄，出土于河南洛阳西郊，颈背阴刻＂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缑氏（今河南偃师 ）蒿聚村工匠成奴作所作。天禄辟邪是东汉时期立于墓前的神兽，常与辟邪配对。 第九张是西周的大盂鼎，于清道光年间（公元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它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与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大盂鼎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 这个鼎的收藏故事有点曲折，它出土后，被贩卖至文物市场，清朝道光时期的岐山首富宋金鉴把铜鼎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他把鼎转卖到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鉴在考中翰林后出价3000两白银又购得了宝鼎，在他去世后，后代以700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虽然也时而有人觊觎此鼎，但毕竟潘氏位高权重，足可保全大鼎无虞。至潘祖荫故，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它珍玩一起，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大鼎作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弥显珍贵，堪为传家之宝，不轻易示人。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 1937年日军侵华时，苏州很快沦陷。国将不国，人命难保。此时，潘祖年已作古。潘家无当户之人，皆妇孺。英雄出少年，当此危难之时，潘祖荫的侄孙潘承厚、潘景郑等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经反复遴选，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落的堂屋。这是一间久无人居的闲房，积尘很厚，不会引人注目。主意已定，潘家人苦干两天两夜才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又将室内恢复成原样。整个过程除潘家人以外另有两个佣工和一个看门人参与其中，均被反复叮嘱要严守秘密。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潘宅一时竟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经过反复的搜查并挖地三尺均无所见，日军也只得作罢。日军占领期间，潘家的看门人曾几次盗掘了若干小件的珍藏，卖给洪姓古董商人。但大鼎过于沉重，无法搬动，得以幸免。 光阴荏苒，在历经十余年战乱之后，中国解放了。潘家后人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对文物的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同时也希望将两件大鼎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7月26日，文管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赴苏州，大鼎得以重见天日。为表彰潘达于的献宝壮举，华东文化部于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1952年上海博物馆落成，大盂鼎藏入此馆。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走走停停，整整逛了六个小时，才算走马观花般逛完了整个国家博物馆。据说有文物爱好者用了整整三个月，天天来这里，认真观赏每件文物，做了扎实的笔记，才算对国博的文物小有了解。我在2020年计划用半个月时间走一下北京的大街小巷，主要看看名人故居和博物馆。没想到疫情居然肆虐全球已经两年了，还是未见好转，只能悻悻作罢。待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但愿疫情能暂告一段落，想着能在胡同走走，再逛一次国博，再次感受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风采。 PS： 文中关于文物的详细描述，大多数来自于国家博物馆关于该文物的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