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些胡同为什么拿浙江余姚山东登州莱州胶州命名？

　　如今的姚江胡同 图源@RandomDesign
　　琉璃厂藏在的随墙门里的姚江胡同
　　晚清重臣邵氏父子三人为何对会馆有此执念？
　　《最新北平大地图(解放版)》中的姚江馆夹道
　　在琉璃厂东街，诸多字画商铺之间，夹着个随墙门，门楣上有砖雕＂姚江胡同 ＂。这条胡同是因1号曾是姚江会馆而得名。这样胡同口有个随墙门的胡同，在北京也算是颇为少见的。
　　如今的姚江会馆早已沦为大杂院，但在姚江会馆旧址内曾有人发现了其中的《北京余姚会馆碑记 》，后来则是被房主用灰砂浆泥糊住了。
　　《北京余姚会馆碑记》拓片 图源余姚新闻网
　　到这里，可能就有人要问了，姚江会馆的＂姚江＂和余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用姚江来作为会馆名字呢？
　　据民间＂会馆达人＂彭泽民介绍，姚江即余姚江的简称，之所以以一条江作为会馆之名，其用意或许并不局限于余姚一地 ，而是更广泛的地区，但会馆内来往的依旧以余姚籍学子居多。
　　姚江两岸 徐渭明/摄
　　其实，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了余姚会馆，据余姚籍人士邵日濂考证，宣武门外正乙祠 或许就是其遗址。
　　如今的正乙祠戏楼，为康熙年间所建，距今已有300多年，被誉为＂中华戏楼文化史上的活化石＂。图源豆瓣。
　　清末年间，光绪二年，余姚会馆由邵日濂＂集邑之京外官绅＂所建，地址选在了潘家河沿 （今虎坊桥南），有房屋二十多间。
　　清嘉庆时期《京城全图》中的潘家河沿
　　但不过七八年后，随着会馆的兴盛，房屋住起来也日渐狭窄低矮。而当时邵日濂的弟弟邵友濂已官至苏松太兵备道，兄弟俩便商议捐出俸禄所得银两，扩建姚江会馆，于是就把目标放到了文风浓郁的琉璃厂 一带，那里书肆林立，也更便于赶考的文人学习、购书和置办笔墨纸砚。
　　于是在光绪十年，邵氏兄弟以松江银二千七百两的价格从琉璃厂韩氏处购得民屋四十八间半，并把潘家河沿的旧会馆的房子出租，所得银两作为新会馆的修葺费用。
　　如今的琉璃厂 图源：ZOL论坛@起步花甲
　　两年后的光绪十二年岁末，地处琉璃厂东南园西头的新会馆落成竣工，这就是如今姚江胡同里的姚江会馆。邵日濂为其撰写了这篇《北京余姚会馆碑记 》。
　　由此可知，这座姚江会馆的建立，和邵日濂 和邵友濂 兄弟颇有渊源。据载，其实会馆的建立是这两兄弟的父亲邵灿 的遗志。其中邵灿为道光年间进士，后官至漕运总督、浙江督办团练大臣。
　　邵氏父子三人
　　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是晚清重臣。其中哥哥邵日濂在京任职 ，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江南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光禄寺正卿、太常寺正卿、殿试收掌大臣、弥封大臣等；
　　弟弟则是曾远赴俄国，参与中俄伊犁交涉，回国后历任驻俄钦差大臣、苏松太道道台、河南按察使、台湾布政使、湖南巡抚、台湾巡抚等，成为地方大员 ，退休后还曾受邀撰写《余姚县志》。
　　《余姚县志》中关于姚江会馆的记载 图源余姚新闻网
　　据《北京市宣武区志》载，自姚江会馆建成起，便有了姚江胡同之名，民国年间胡同称姚江馆夹道。会馆内地面很低，雨季积水十分严重，虽说建筑仍存，但年久失修，破败不堪。
　　如今的姚江会馆 图源美篇@金陵闲士
　　登莱胡同 除了山东登州、莱州 还有个胶州
　　没有会馆 这里只有荒凉的荒冢义地
　　1948年《北京全图》中的南线阁、宝应寺、干面胡同、登莱胶寄骨所和山东登莱胶义地。
　　和之前讲过的三条胡同不同，广安门内南线阁附近的登莱胡同里并没有会馆，而是因有山东籍登州、莱州、胶州义园公所 而得名。
　　所谓义园，是专门埋葬该地区籍贯逝者的墓地 。在民国时期的地图里，外城比较荒凉的地带多为义地，十分荒凉。
　　单看1948年《北京全图》中，就有云南义园、广西义地、宜昌义地、全浙义园、贵州义地、山西义地、江苏义地、枣强义地、河南义地、江苏义地、扬州义地等不下十处。
　　1948年《北京全图》中原宣武区地界内的荒冢义地。
　　而登莱胡同的义园原本在乾隆年间是属于唐辽古刹宝应寺 的，胡同原本称干面胡同、宝应寺，至道光年间，因义园公所集资添建殿宇并彻底修缮旧宇，宝应寺成为义园附产。
　　如今的宝应寺 图源网络
　　到1965年整顿地名时，胡同定名为登莱胶胡同。后来，为使用简单，又去掉一个＂胶＂字，变成登莱胡同。
　　据载，宝应寺旧址在如今登莱胡同29号，1986年被认定为第一批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宝应寺侧（登莱胡同31号）曾为山东登莱胶寄骨所(登莱胶指山东登州、莱州、胶州)，以南为登莱胶义地，也称山左义地，也就是原宣武体育中心（广安体育馆）的篮球场一带。
　　如今的登莱胡同，右侧为宝应寺旧址，左侧为广安体育馆。图源百度地图。
　　1949年之前，干面胡同以北尚有人居住，形成了胡同街巷，而胡同以南则鲜有人烟，荒冢累累，极为荒凉。建国之后，这里建起了宣武体育场以及机关办公楼，才逐渐形成了街巷。
　　正如上篇中所讲到的，＂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习。 ＂
　　自西汉的＂郡邸＂起，会馆从最早的同乡聚会公共财产发展壮大，明清时期，逐渐在京城扎根，繁荣，以至在清乾隆、嘉庆两朝出现了两县合建、三县合建、七乡合建 等现象，到光绪朝已有500多所，最多的一个县城能建5座会馆！
　　随着北京老城的改造，这些会馆有的依然健在；有的会馆只留下石碑、门楼、馆额等物件；有的会馆留下许多口耳相传的故事；还有的会馆，虽然建筑被拆，却留下了以会馆命名的胡同 ……
　　比如昨天介绍的顺德馆夹道、福州馆街，比如今天介绍的姚江会馆、登莱胡同等。
　　前段时间，咱们还曾介绍了西城的四川营、山西街、汾州胡同和大小安澜营胡同，都是因历史上曾有驻军或为俘虏安置地 而得名。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些以工厂或商人聚居而得名的胡同，比如桦皮厂胡同、陕西巷等；一些因谐音而得名的胡同，比如阳泉胡同、蒲州巷等。
　　这些胡同，都是以外地地名命名的胡同，如果有兴趣不妨期待一下接下来的文章~
　　您还知道西城有哪些以外地地名为名的胡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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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章
　　[1] 褚纳新，北京有个姚江胡同，余姚新闻网，2010.11.22
　　[2] 李博，听北京著名民间＂达人＂讲前尘往事 会馆衍生出街巷名，北京晚报，2017.11.03
　　[3] 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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