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铁匠胡同里的小学,藏着我的童年
东铁匠胡同西口
西单路口往南走,第二个路口教育部街,在百年之前曾属于其西侧的东铁匠胡同。
胡同形成于明代,初称铁匠胡同,猜测应为铁匠聚集地。到清代胡同析为东、中、西三条胡同此段在东,故名东铁匠胡同。1911年,胡同东段弯折的部分改为教育部街析出。
1914年《北京地图》中的教育部,其西侧便是东铁匠胡同。
关于教育街,此前曾在《西单教育街藏着一座古建 鲁迅在这里工作了14年 》一文中详细介绍过:胡同里曾有庄亲王府,清宣统年间改为学部,民国初改设教育部,后又改为市党部,而胡同也因此从教育部街改为市党部街,最后与1965年定名为教育街,沿用至今。鲁迅、蔡元培、章士钊等曾在此工作,梅贻琦等第一批留美生的选拔考试在这里举行,解放后,这里还曾是北京三十三中北院,后成为北京市外事服务职业高中的实习饭店。
如今,清学部已经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咱们不说教育街,不妨来看看老街坊眼中,70多年前东铁匠胡同小学是怎样的情状。
1948年9月,还是我三哥托人情,勉强让我上了东铁匠胡同小学的五年级。东铁匠胡同在手帕胡同南、察院胡同东口斜对面儿,离家不远。
1948年《北京地图》中的东铁匠胡同
备取学生另待遇
因为我只考了个"备取",而且名次还在最后几名,按说上这个学校没什么希望。偏巧学校为装电表和我三哥打过交道(当时他在冀北电业公司)认识校长高腾海,于是便借机疏通,直到开学两三天以后,校方才勉强同意"破格录取",但附加条件是:必须自带桌椅。
三哥和爸爸一说,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谁让这孩子没出息了。只好拿家里的一个旧茶几和一个小杌凳凑数。
去上学那天,是我四哥带着我去的。他扛着茶几、我端着杌凳,出了察院胡同东口,过马路斜对面就是东铁匠胡同,沿着胡同再继续往东走。一路上四哥再次告诫我,为让我能上学,让家里费多大事?这还不都是不好好念书造成的?以后再不学好,怎么对得起家人?
到了学校(路南)找到校长,告说五年级是在北院,于是派人把我们带到北院,找到五年级甲班教室。进门、向老师鞠躬、说明情况。老师一看我们搬来的"桌椅",太"出众"了,尽管学校的课桌课凳都很破旧,但是茶几和杌凳也太"另类"了,而且都比比课桌、课凳高,只好放在最后一排;又一看我的个头又最矮,本想往前安排,可又让谁去坐那个特殊的位子呢?算了,还是先让我坐去吧!安排好以后,我四哥就走了。
这下,我成了班上的"中心"。先不说上课的时候,大家回头张望。刚一下课同学就都围过来了,先是对这套特殊的"桌椅"评论一番,而后又问我原来在哪个学校,为什么还要自带桌椅等。最后的结论是:"原来是没考上的!"。
大概过了个把星期,级任老师(叫谢胥忠)叫班上的几个大个子同学把我坐的位子搬到教员休息室,又从那里搬来一套和大家一样的课桌课凳;而后重新调了座位,把我调到了最前面。从这以后,我才真正成了东铁匠胡同小学五年级甲班的正式生。我从心里感激谢老师!同时也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念书,做个好学生!
后来知道,谢老师是山东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他教我们的时候还在念书。他的妻子原来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后来他们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小女孩。
马路分开南北院
东铁匠胡同小学分南北两院,中间隔着胡同的马路。南院是"主"校,院子大,教室多;校长室、办公室都在南院;全校集会也都在南院。北院是个东西长、南北短的狭长小院,只有南面三间教室和北面的一间教员休息室。当时北院只有三个班:五年级甲班、五年级乙班和四年级一个班。
这是我上过的三个小学中环境条件最差的一个学校。学校面积小,没有专门的操场,课桌、课凳破旧,教室不敞亮。就拿我们教室来说,只有南面较高处有两扇小窗,窗外就是胡同马路;北面有一个门,其余都是墙壁。教室里没有电灯,根本见不到阳光。所以一到阴天,或冬天早上上课都觉得光线太暗。
学校北院和师大第二附小(正门在手帕胡同)只隔着一道山墙。当时我弟弟正上二附小的幼稚园,我去过二附小。这个学校可是太好了!当时就想,如果能够把我们这个北院墙打通,把我们合并到二附小该有多好啊!那时,我才后悔我先前怎么就不知道用功?才懂得,只有学得好,才能上到好学校!
西单欢迎解放军
1948年年底到1949年初,北平解放前夕,解放军围城。我和四哥去复兴门那边"看动静",只见国民党的部队用沙袋把复兴门堵得严严实实的。离城门老远就用铁丝网拦了起来。当时,光听见炮声响,却没见有炮弹打进城来。
五年级第一学期期末好像都没考试就停课放了假,也没留寒假作业,这个寒假最是轻松,成天就知道玩了。四哥总跟我说,解放军对老百姓特别和气。快解放了,生活要好起来了。
终于北平和平解放了。好像刚过完年没几天(经查阅资料,那天是1949年2月3日,正月初六),四哥告诉我说,今天解放军从西直门进城,到西单就能看到,我们去欢迎解放军!我们到了西单,马路两旁站满了人。有不少人举着上写"欢迎解放军"的彩色三角旗。过了一会儿,解放军的队伍由北面开过来了,他们穿着灰布军装,扛着枪,还不时地向两旁的人群招着手。我随着欢迎的人群一遍一遍地喊着口号:"欢迎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万岁!"那天,真是兴奋极了。
参加学校秧歌队
北平解放后不久学校就开学了。我特别愿意上学,天天都有新鲜事。谢老师天天给我们讲解放区的事。讲歌剧"赤叶河"、"白毛女";讲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教我们唱"东方红"、"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光明赞""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把全班分成六个学习小组,让我们从家里带个小板凳来,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都到院子里,每个小组坐在小板凳上围成一圈,象解放军那样,开讨论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讨论今天的作业,造句、背课文等;有时候全班围成一个大圈做游戏、讲故事、教唱革命歌曲、学扭秧歌等;因为形式新颖,同学们的情绪都很高。
后来,谢老师选了一些秧歌扭得好的同学参加学校的秧歌队,我也被选中了。秧歌队要求我们按解放区扭秧歌的标准打扮回家准备服装。我让我妈给我准备一条白毛巾、一件白色的中式短褂(我没有白褂子,是用大人穿的给改的),还要一条长围巾;下身的裤子好办,黑的、蓝的都行,平时穿的就是这个;我们扭秧歌时,男生上衣穿白小褂、下身穿深色裤子,腰上系条围巾,两边还要甩出一段可以用手攥住来回甩动;头上用白毛巾包上头在额头上打个结;女生的打扮,上衣是花褂子,头上不带毛巾,其余都和男生一样(到后来才知道这个打扮模仿的是陕北老乡)。秧歌队里还有几个男生负责锣鼓,课外时间,他们都要"锵、锵、七、锵、七"地敲打起来。
最早是谢老师教我们扭秧歌,后来上面派来一位军管会的同志,由他来教我们扭秧歌。我们发现,这位军管会的同志扭的秧歌动作特别大,不但两手甩得高,而且步子迈得大。扭起来风风火火的。扭一会儿就都出汗了。他还教我们男女两队交叉、原地扭十字步等花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老师说可以上街了。
这以后,每逢解放一个城市,我们就都上街扭秧歌庆祝。这项活动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
登台演出小歌剧
六年级上学期,我们的教室调到了南院。谢老师调走了,我们都舍不得他,送他走时,班上一些女生都哭了。新调来一位杨老师担任我们的级任老师。他就住在学校里。开始总觉得他不如谢老师好。后来他经常让我们到他宿舍里去玩,和我们聊天,一来二去也就熟了。他没有老师架子,他还会拉二胡。女生在全校集会上跳舞:"掀起你的盖头来""达坂城的姑娘",都是我们男生伴唱、杨老师给伴奏。
没过多久,新调来一位语文老师,她叫傅睬,后来又代替杨老师当了我们的级任老师。1949年9月,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傅老师教我们做国旗、唱国歌,剪字贴标语等。当时满大街都贴上了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记得清清楚楚,西单牌楼上挂了一条横幅,上面还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写成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全校开了庆祝会。当然,是少不了扭秧歌的。
快过年的时候,傅老师找了我们三四个同学,还有杨老师,一起开了个会,说是要我们排练一个小歌剧,参加区里的新年联欢会。这个小歌剧是说一个在刚解放的农村,因为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敌特活动,翻身农民不能就只想过安稳的小日子,还必须提高警惕,武装起来,和敌特分子作斗争的故事。我在剧里演一个民兵小伙子,另外两个女生分别演小伙子的母亲和他的媳妇,而傅老师演女特务;杨老师用二胡为我们伴奏。
联欢会是在西单十字路口西北角的大光明电影院(后改为二七剧场,今中国人民银行大厦的位置)的举行的。演出的过程我已经记不详细了,只记得当时我一出场就弄了个满场哄笑:因为我的个子比我"媳妇"矮一头,身上又背着一条比我高好多的大步枪(真枪);还有傅老师用她抽烟的姿势和她的眼神把个女特务扮演得很阴险;我们的演唱总的来说还是很成功的,最后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演出及联欢会结束后,因为太晚了,老师让我们住在学校,六年级乙班有一个男生叫尚作奎,是乙班的班长,像个老大哥似的照顾我。晚上杨老师就让我们住在他的宿舍里,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回家。
少先队员第一批
1949年冬天,父亲被调到太原铁路局工作,过了年,即1950年春天母亲带着弟弟迁居到了太原;当时爸爸的工资由解放初期在北京的600多斤小米一下子调整到在太原只拿300多斤小米,生活很是窘迫,所以不可能把家搁在北京。因为我还差半年就小学毕业了,所以家里决定让我在三哥家暂居半年,等毕业后再去太原考中学。当时三哥还在念大学,三嫂工作,我的侄子、侄女都很小,三嫂的母亲(我叫她伯母)身体不好,有严重的气管炎,有时咳嗽起来,成宿不能卧床。当时三嫂家租住在头发胡同小市38号。离东铁匠胡同还不算太远,因此对我来回上学没有太大影响。
1950年春天,北京市成立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我是第一批队员,我们六年级甲、乙两班都集中到乙班教室,由老师带着我们学唱了由郭沫若作词的"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少先队成立了,我带上了红领巾,心里觉得美滋滋的。
这一年我在北京过了第一个"六一"儿童节。
那天,我和几位平时要好同学吴庸、常振镗、李保良一块去北海公园玩。六一儿童节那天,所有的公共电车、汽车对孩子都免费,所有的公园对孩子都开放。我们在北海主要玩的是钻山洞(假山山洞)、捉迷藏,既惊险,又有趣,玩得十分开心。
回来时还在长安街的新新电影院(后改为首都电影院)看了半场电影(已经开演了)"西伯利亚狂想曲"——这一天电影院对儿童也是免费的——虽然没看懂,但是也享受了一回节日的待遇。
背着侄子听评书
三嫂家生活很是艰苦。三哥大学没毕业,他自己和三嫂都让他坚持把大学读下来,因此家里的生活全靠三嫂一人工作挣钱。可是三嫂那时还背着个"历史问题"的包袱,接长不短地就得去"学习"、"受训"(直到文革以后才知都是冤案!);伯母身体不好,三天两头的犯病,一喘起来不但不能做家务,就连觉都没法睡,有时我早上起来看她整整趴在被垛上坐了一宿。侄子三岁、侄女不到一岁。因此带孩子是我的主要家务活。
每天下学以后,抓紧时间把作业做完,而后就帮助带孩子。因为是带侄子出去玩,所以我也顺便可以玩玩,只是有看护的责任。当时住在小市附近,都是做木器家俱的;人多、路窄,出来进去的很不方便,特别是小孩,最容易磕着碰着。于是我都是把侄子背起来,带他到大街上去玩。三转两转,后来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地方,就是在西单南大街路西的"元长厚"茶庄门口。
茶庄在门口放了个收音机,成天播放节目招徕顾客;每天下午5点半的节目是王洁奎先生说的评书《小五义》,我就天天到那里边听评书,边带侄子玩。直到现在我还爱听单田芳说的《白眉大侠》和《七杰小五义》,这都和原来听过评书《小五义》有很大关系。
王洁奎先生在说评书的节目中,他每说一小段,他儿子就给做一段广告。评书内容只讲一次,可广告内容却天天都要重复两三遍,我都能背诵如流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广告的内容:"骆驼牌爱尔染色,能染白布五尺、毛线半磅"、"明明眼镜公司有高级技师为您验光配镜"以及什么"口香糖牙膏精"等等。
三哥启发我上进
我住在三哥家的时候,三哥还在念大学。我的三哥和四哥在解放前夕同时考入的是北平的中国大学(位于西单大木仓胡同,今国家教委所在地)数学系,解放后,我四哥放弃了学业,参加了中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四野),我三哥还继续读书。1949年国家对大专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中国大学理学院并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三院,后又调整到山西大学理学院,据三哥说,当时他们数学系总共9个学生,他们这个年级就有6个学生。但是他非常喜欢数学的。
这又要说点我三哥的历史经历。我三哥从北平四中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去读高中,因当时日本统治时期家庭生活困难,是我三哥主动提出要帮助我爸共同负担家庭生活,所以就提前工作了(是在当时日伪的广播电台做机务);日本投降后,又转到冀北电业公司做营业员。解放前夕,正值我四哥在四中高中毕业,就跟着我四哥一起温习功课考大学,最后考取了北平的私立中国大学。
我三哥非常喜欢数学,而且学数学完全是靠他的天才。他常常对我说,一定要好好念书。他看到我在小学六年级的功课确实很不错,也是非常高兴的。
一次他带着我去逛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还路过前门大栅栏请我吃红果冰棍(那是我第一次吃这种冰棍);我们边游边谈。他对我说,你上学早,脑子也不笨,条件比我们都好,最好是念两遍大学,先念数学系,而后再选一门其它理科,这样一定会学出成绩来。别看现在我们的生活艰苦,只要肯念书,什么都能挣出来。我很信服我三哥的话。所以从那时起,我对学习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直到小学毕业。可以说我在东铁匠胡同小学是一名好学生。
小学毕业离北京
1950年夏天,我在东铁匠胡同小学毕业了。爸爸给我请了一张免票(当时铁路员工家属有这个待遇),并交待给列车长帮忙照顾。11岁的我便离开北京独自乘火车去太原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无论什么都感到很新鲜。当时列车的车厢装饰虽然陈旧,但是普通硬座车厢里也给配备有茶杯,这是一种很厚实的瓷质茶杯,外面印有一个很大的蓝色铁路路徽;旁边有一位年轻的旅客,他不用这种茶杯喝水,而是用自己带的搪瓷茶缸,我就觉得他是很"讲究"了。周围的旅客向我问这问那,我都很礼貌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列车长也过来照看我,问我吃饭了没有?渴不渴?并一再叮嘱我,有事找列车员,千万别在车停站时下车,只能趴在车窗上向外看看景。
我在列车上和周围的大人们交谈;可以在列车行进中去上厕所,;用车厢的水龙头洗手;坐在座椅上吃着三嫂给我带的烙饼和煮鸡蛋,喝着开水……;感到很自豪——觉得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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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和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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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读者供稿,
原题《我的小学》,作者"落叶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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