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生活有多苦，都要笑着面对木根根连载13

　　从初一到十五，是一年四季中农民最 ＂撒乐＂与最消停的时候。人们大部分时间是玩耍、闹红火、走亲戚，娱乐得痛快，吃喝得舒坦，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只可惜，时光若白驹过隙，倏忽而逝，正月十五元宵节的火把熄灭后，人们又开始了一年的忙碌。人总是这样，在四季的轮回里磨损着生命的长度，在汗水的挥洒中流失着人生的盐份。忙碌也好，休闲也罢，总是在时光的引领下一往无前，直至日薄西山，随烟而去。
　　记工票
　　新年新起点，新年新希望。美好的生活似乎在向我家招手。父亲、皮则每天可以挣两个＂工＂，母亲可以挣六分＂工＂，我们点籽、拉牛等小活计可以挣三分＂工＂。按正常估计，今年绝对能还上去年的口粮款，还可能是长款户。＂工＂还可以兑换粮食，可以换算工钱，那种紧巴巴的日子似乎马上就可以彻底改观了。我家有的是力气，怕得是没施展的地方。
　　队里给我家分了自留地。这地是从队里的机动地中划来的一块，虽然远在叫冒雨疙瘩的地方，但这三分自留地承载了家里的多少希望啊！这不仅带给了我们物质的希望，更带给了我们精神的寄托。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不亚于资本家对金钱的渴望，是从心底里的一种依赖，是一种安居乐业必须有的踏实。分下自留地的第二天，全家便扛镢头带锹刨地去了。这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土不足一镢头厚，里面白草（一种生命力旺盛的草，繁殖快，适应性强）满地，蓟（jì）草丛生。但是全家却无比的欢欣，整整刨了一上午，趁队里还没正式上地，先把自家的地整理好。
　　播种
　　随后，我们还在后沟的半坡上修理出了一块水浇地。这块平地是从乱石中、杂草里一镐头一镐头挖出来的，挖好后又把附近比较肥沃的土壤铲过来，弄成个基本轮廓；接着用镢头把土疙瘩打得碎碎的，用耙子把地耙得平平的，用铁锹把畦梗整理得齐齐的；最后砍来红条子圪针扎在畦畦的边上，算是对畦畦的保护。这块地虽说只有两、三条炕大小，可对我们来说是相当珍贵的，它寄托了我们的多少希望啊！
　　1976年的春耕开始不久，村里的生产队就分成了两个生产小队。我家被分到了第二小队。第二生产队外来人口多，在村里是弱势群体。让第一生产队的一些＂探不着天触不着地＂的人来说，是＂好好对好好，草包对肉脑＂，从地的远近肥瘠、农具的配备、场地的分配都可以看出来的。这就像不公平的父母给两个儿子分家，老大占了个上份份，老二吃亏不能说。
　　天旱，接雨水
　　这些对老实巴交的父亲来说，都不是些事。只要能让他好好的劳动，能挣到工分，能完全解决一家人的温饱，便是好队。然而，就这一点要求也难以满足。第二队的队长根本不像一队的队长王万山那样厚道，甚至有些＂刻薄＂，再加上父亲不会看人家眼色行事，不会巴结人。因此，父亲就像一个大家庭里＂推进来甩出去＂的＂九饼＂，根本得不到一点人格尊重，对父亲诈骂吼叫已不是什么希奇事了。
　　有的人骨子里天生就有一种趋炎附势与专横跋扈。在有权有势人面前，摇尾乞怜，一副媚态；在恓惶人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二队的队长李四全便是这种人。按理说，这样的人是当不上＂官＂的。然而现实中，这种人往往能吃得开，混得出去。
　　李四全之所以能在二小队当上小队长，跟他给公社的下乡干部留下好印象是分不开的。公社干部一来，他鞍前马后，提鞋拾帽，用眼睛可以说话，用肢体可以套近，似乎总能揣摩出对方有几个肋骨、几根肠子，插科打诨，发噱解颐，常顺毛毛疏理得这些人心里舒舒服服、＂散散贴贴＂。虽然也经过了选举，但是人家李四全有能耐啊，经过＂纵横捭阖＂、＂左拉右拽＂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二队的队长。
　　然而，一当上队长，狐狸尾巴便露出来了。被＂官＂气薰得变了形似的，说话也粗声粗气，横眉坚眼；走路也左肩高右肩低，脸上不见了往日的笑容，一时严肃得恍如庙里的金刚、衙门前的石狮。特别是对外来户，轻则磕磕打打，吆五喝六，眉上不显眼上显；重则骂声不绝，刻薄挖苦，甚者想给你两镢把，抽你几枣杆。
　　打地基用具
　　那时，村里人干活很是讲究统筹的。出去回来都有活干，空走的情形是很少的。比如出去时挑猪粪或搅了茅粪的牛粪上山，回来时担草或挑水。平常如此，农忙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人们肩膀上常常被担子拧得死肉一簇一簇的，颈椎处有一颗＂受苦＂疙瘩。即使戴上厚厚的肩垫子，可也总要肩上的肌肉承担重量啊。
　　好庄户人家的农具是十分讲究的，比如上面提到的这担子。磨得光溜溜的，两头略微上翘，头子尖巧，十分精致、秀气。好的农具个个都是艺术品，有一种被汗水和皮肤双重打磨后的人体味和亲和感，小巧玲珑又坚实耐用，是千磨万砺出来的效果，要比艺术家刻意造出来的艺术品更艺术，只可惜现在这种＂艺术家＂太少，这种草根艺术只有＂湮没风尘＂了。艺术来自生活，生活中打磨出的艺术往往比在温室里琢磨出来的艺术更有韵味，古拙得老道，自然得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