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我面前的这个本子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名县级干部的工作手记。棕红色硬皮漆布封面上有压花图案，是由上海市老闸区革命烈军属印刷工艺社制造的精致产品，扉页中有毛泽东、朱德肖像，正页前有红色字体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全文。第一页写有主人的自勉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不断提高政治理论业务文化水平，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写这本手记时作者的职务为副县长。纪事起于1954年4月18日，迄于1956年2月24日，共计316页，字迹小，密度大，每页字数在千字左右，钢笔行楷蝇头小字，无一字潦草或涂抹，笔迹刚劲秀丽，不看内容，仅凭书迹也是一本珍贵的手稿。手记的内容包括政策文件摘抄、会议要点记录、下乡调查实录、数据表格统计、工作过程记载，尾页数张有逐月生活收支，最能反映一名领导干部的文化水平、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工作态度和生活作风实况，是一本弥足珍贵的勤政廉洁实证的记录。 一、准确领会政策方针并力求从理论上加深理解。对于自己分工负责的工作需掌握的政策方针或文件规定予以详尽抄录，如《内务部对有关转业和复员建设军人问题的综合答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处理暂行办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试行办法》等（以上文件与分管人事、民政工作有关），又如《关于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和办法》、《关于巩固整顿农业社工作应抓紧的四个环节》、《关于今年秋后建设工作中领导思想必须明确的几个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原则和管理办法》等（以上文件与分管农业农村工作有关）。这类文件或政策有十七份，有些篇幅长达几千字。因为当时文件阅毕后就要收回归档，又无现在的复印机，为准确掌握，就熬夜全文工整抄录，以备随时翻阅学习。 对政治理论的学习，不仅有文件或学习内容的摘抄，还力求从理论上延伸学习以达到对精神实质的理解。如在学习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时，还进一步学习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经典作家对工人、农民、资产阶级政治态度和经济方式特点的分析。手记中写到列宁对农民的分析：＂农民既然是劳动者，他们就趋向社会主义，宁愿工人专政而不愿资产阶级专政，农民既然是粮食出卖者他们就趋向资产阶级趋向于自由贸易即退转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摘自《向匈牙利工人致敬》）。这种学习方法不是文件搬家，而是力求把党的政策方针从理论基础上加以深化理解，从而在对待五种经济方式时就能准确把握彼此之间的关系。对于一名每天与农村、农业、农民打交道的基层领导干部来说，只有如此真学真用，政策水平自然会不断提高。 二、对县情的准确把握和翔实记载。有篇记于1954年7月23日的《临夏县基本情况》的材料，不是文件报表的汇总，而是个人在搜集材料基础上归纳整理的，共列十四个方面的详尽统计数：（一）县辖乡镇、行政村情况。详列10个区、19个乡、210个行政村、825个自然村的分类统计。对7个大集镇4个小集镇列出名录和逢集日。（二）全县土地面积。对全县土地总面积、山地、水地、旱地、塬地和其它类土地面积的数字具体到亩的个位数。（三）户数与人口。在全县总户数和总人口下，又分列男女人数、7种民族的户数、人口及各占比例。（四）牲畜存栏数，总数之下分牛、驴、马、骡类别统计。（五）宗教寺庙情况。计有清真寺306所（内有海正寺18所）、喇嘛寺10所、拱北5处。（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情况。全县有少数民族干部383人（内女干部45人），其中县级2人、科级26人、一般干部355人。（七）1954年种子借贷及供应数。分籽种、生活、肥料、副业、耕畜、饲料、水利、其它等八类贷款数，细到几元几角。（八）林业状况。分植树总面积、种树（株）、育苗（亩、分）及国有育苗及成活率统计。（九）兴修水利。四年来整修的渠道（条）、新修小型渠道（条）、新造水车（部）。（十）牲畜防疫工作。分防止口蹄疫、注射牛瘟疫苗等三方面统计。（十一）农业合作社建设。分已组织、常年定型、经过整顿巩固等五方面统计的社数及占总农户的比例。（十二）生产救灾。分救灾总人口、款数、口粮、籽种、逃荒灾民等六类型统计。（十三）粮食供应。分三种类型统计。（十四）基层普选工作。按常住人口、剥夺政治权利、精神病患者的人数及代表名额。计有乡人民代表2695人（其中男2206人，女489人），县人民代表267人。表格设计精细、统计数字具体，侧重分管部门工作，实在是一份不可得的县情历史资料。诸如此类的县情记录共有39份，如《马集回族自治区新划乡户数人口及供应面积统计》、《全县耕地面积、农业人口、农作物品种播种面积及产量统计表》、《全县统购任务数分配表》、《临夏各县分区农业税产量负担统计表》、《临夏县农贷到期收回进度统计》、《临夏县1955—1957年农作物生产计划》（所列项目极细）、《临夏县水利三年计划（起草稿）》、《临夏县撤区并乡后各乡及保留区干部名单》、《临夏专区1955年大力开展灌溉管理计划》（有五千多字）等。 三、参与有关会议的记载。对参加省地县乡等各级会议都有记录，约有30次会议的记载详细到领导讲话的全部内容、研究讨论每一问题的细节、发言人的意见、会议作出的决定、会议总结等。写于1955年3月8日的《县委慕书记传达地委马书记关于3月7日电话会议指示》的记录，长达3000多字，按听讲顺序自拟大小标题，内容详细到每句话每个数字，堪与速记相比，但比速记的字迹工整细心。有三次参与法院、检察院研究案子的会议笔记，把每一个案子的主要案情记录得十分清楚。有次研究了13件案子，对这13件案子的犯罪嫌疑人的姓名、民族、年龄、文化程度、住址、职业、犯罪事实、应用法律依据、建议量刑都有明确记载。有五次研究全县职工福利补助会议的笔记，对上百名拟补助对象的工作岗位、职务、家庭情况、申请补助理由、补助金额或不予补助理由都一一记录在本，作为福利委员会主任做到公正透明，防止出现徇情或舞弊现象。记于1954年11月16日的《行政会议讨论各科室有关工作》的笔记，仅对文教科有三条具体决定：（1）经费由各学校按学生多少核实供给；（2）体育设备费前拨尹集（学校）的300万（相当于3万元）退出160万加韩集10万共170万拨给龙泉小学，拨110万给癿藏小学，拨30万给吹麻滩学校；（3）专区下拨的500万拨给姬家寨小学。此类研究工作的记载几乎每月都有数次，每次都予以详记。须知，工作手记的主人不是秘书或会议记录，而是主持分管工作或参与会议决策的副县长。 四、下基层工作的调研笔记。当时领导干部经常下乡，在基层搞调查、指导工作、检查工作任务落实情况都十分具体，手记中对下乡开展工作的记载极为详细。如1954年4月3日《关于马集区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调查情况》，对9名非正常死亡事件一一记录后，还对＂死人责任问题＂进行追查，除应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直接责任人外，还对负间接责任的区、乡、村干部一一予以追查问责，提出处分意见，包括区委书记、银行行长、法院院长、乡长等。又如记于1955年3月25日的《南龙区公所第二次检查生产会议》的记录，对全区下属12个乡的情况都有详细记载。其中对黄泥湾乡的情况为：＂已种夏田百分之七十，但乡上只统计了百分之五十多，马保保互助组实际已种小麦60亩，而只统计了45亩。马东拉西家有7亩地尚未开种，已加入互助组，出了一天工后因疲乏而不做活了。马麻大、马哈二等五户只种了一半。马尕二、马尕奴被救济了20元，但只买了13元的籽种，其余在馆子内吃了一顿韭菜包子花去了一元五角。高牙古被救济18元尚存6元，准备到和政倒贩大豆。马尕奴去年将救济的钱吃了一只鸡。供应户116户，已发购粮证95本，其余的问题得审查，漏了两户缺粮三个月的，1户四个月的＂。＂南川渠工程的民工已确定33人，薛鲁家村要求一月换一次，并提出要给民工每天一元的工资。哈次滩的水渠分化塌落很大且挖工不平无法放水。胡家阳屲村互助8户人，只有七只小牛。全乡共要求贷牲口款八千元。＂此类记载最多，凡到一个区、一个乡、一个村，就要记载人口、民族、土地、牲畜等基本情况。尤其对困难户的缺粮情况、外流人员的姓名，都要一户一户详尽记载具体情况，并明确解决问题的办法和落实措施。对基层人民群众创造的好办法予以总结推广，对一些个人无法现场拍板解决的问题梳理归类后向县委县政府写出报告并提出个人的建议意见。 五、对农田水利建设的工作实录。《手记》的主人从1954年4月任副县长后分管农业工作，从那时起对农田水利建设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在县委、县政府的安排下，先后主持了夏惠渠、夏益渠、南川渠和北塬渠的建设。在《手记》中对这些水利工程的决策、筹备、测量、设计和施工过程记录颇详。1954年8月13日在出席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时，准备的提案在《手记》中有十二项，其中水利方面有四项：1、北塬渠；2、大河家黄河取水工程；3、吹麻滩区五台、寨子、大峡等三峡开渠引水工程；4南川渠；其它关于交通、燃料等方面的八项预备提案。1954年11月28日记有《水利勘查组赵贡三、张廷元、赵新才三人汇报》，对全县水源及可予开渠引水的九处选点与初步建议有详细记载。1955年记有《省委合作部关于改变干旱区面貌会议的精神》、《临夏专区1955年水利工作计划》、《临夏专区1955年大力开展灌溉管理工作的计划》、《韩部长关于水利工作会议的总结》、《1955年3月28日南川渠召开水利委员会扩大会议》（对南川渠工程的现场施工、民工出勤、工地调度、农田建设、施工工具准备、施工质量检查、民工思想情绪等方面的详尽布置和工作分工）、《1955年4月17日南川渠民工大队、中队长会议》（有十三大队、中队长的发言内容）、《南川渠由省水利局调运器材一览表》、《南川渠渠线占有土地表》、《南川渠财经收支情况》、《南川渠工程各类土方单价表》，还对国家关于黄河综合规划的学习记下了具体的要点笔记，以求对国家宏观水利建设有明确认识。 《手记》主人在负责南川渠工程快要完成时，又接受了北塬渠工程的筹备工作。首先对北塬各乡耕地面积、人口、区域劳动力等进行了调查，写有《北塬各乡耕地面积调查表》、《临夏县北塬渠灌溉面积、区域人口、人力畜力运输和技工（木工、石工、瓦工）调查统计表》。紧接着开始测量工作，《北塬渠测量队人员组成情况》记载了队长、工程师各1人，技术员15人，测工18人，普工13人及管理员、伙食员、杂工等，皆有姓名、年龄、文化程度和抽调单位，从中可以看出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来自省、地两级水利部门，如省水利局工程师郑载福、王福滋等。测量工作仅用两个月就完成了，接着进行工程设计和筹备施工工作。《手记》中有《北塬渠自双城村上游一公里的场棚村引水到北塬松树庄出水总长28.56公里间的主要建筑物及渠线一览表》、《北塬渠工程所需经费、普通工人、技术人员、运输车辆的初步计划》。以上工作完成后，于1956年1月15日，以临夏县副县长、北塬渠工程测量队长队长身份到专署汇报测量结果、设计建议和施工方案，对汇报会议的记录有：＂主持者：沈遐熙专员。出席人员：省上郑局长、雒科长、郑载福、王福滋、贺志先、赵人龙、向子华，专署刘主任、杨浓、白科长，县上马忠堂书记、盧曜天。＂＂由沈专员宣布：（1）完全同意初步方案，西支干渠的二支干可考虑暂时不修；（2）经费方面申请省上解决300万元；（3）元月20日成立机构，2月初备料，3月初开工；（4）全专区准15000瓦发电。1956年元月30日记有《临夏专署召开有关同志座谈北塬渠的施工预备情况》：＂主持人：沈专员，参加者：二位张专员、刘主任、王县长、王福滋、王秘书、盧曜天、马培基、杨浓＂。会议决定＂北塬渠工程委员会主任沈专员，第一副主任王振邦（县委书记）、第二副主任王仲山（专署水利处）、第三副主任盧曜天（副县长）、第四副主任王福滋（水利厅工程师）。共计抽调干部136人，其中县级4人，科部长级18人，一般干部54人，其余人员由专署和县上抽调。＂2月1日又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内部分工，成立党委会，由王振邦兼任书记，组建民工总队，总队长盧曜天、政委王仲山，检查委员会主任由王振邦兼，施工总负责盧曜天，总工程师王福滋＂。这次会议还研究了民工动员（8000—10000人）、材料准备、经费筹措、办公用具抽借、电讯、卫生队和干部的抽调、各项计划、奖惩制度等，对上述事项都有详细记录。《手记》主人拟制的开工典礼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对联是：＂实现毛主席的伟大计划必须兴修农田水利增加产量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完成北塬渠的艰巨任务首先发挥群众智慧努力工作为促进四化奠定基础＂。在施工初期，有位名叫仲文才的民工在施工中不幸牺牲，《手记》主人作为工委负责人亲自料理后事，并主持追悼会，拟写的挽联是：＂为人民的伟大事业光荣牺牲永垂不朽，将北塬渠基本建设尽快完成回报人民＂。这本《手记》只记到北塬渠工程建设的初期，就有如许详细的记载，设想另一本施工手记将会更加具体了。 六、对政治时事的学习记载。《手记》主人是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三届代表，这本《手记》的时间正处第一届会议期间，对省人代会的内容记录较详，全文抄录了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对第一届省人民政府36名组成人员名单及每个人的简历、遴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及基本情况、大会上关于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都记得工整细致，说明在全力以赴履行代表权利义务。在《手记》中还留有许多时事政治的资料，如《1954年人民解放军对蒋作战取得重大胜利成果统计》、《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人口与我国的关系》、《出口土特产可促进国家工业化建设》（列举了猪鬃、肠衣、羊绒等三十种土特产可分别换回的进口工业品）、《关于今年秋后建社工作中领导思想必须明确的几个问题》、《全国私营工商业的户数及资本》、《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原则和管理办法》、《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透露1954年世界人口总数及分布》、《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简况》等。从中可以看出《手记》主人并不把思想固囿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实务，坚持看书读报拓宽视野，关心国家大事。 七、个人生活收支的记载。在《手记》最后几页附有收支表，对1955年1月至1957年1月的工资收入及开支逐月作了流水账。从供给制转入薪金制的初期被订为行政十八级，1954年订为行政十六级，每月工资为139.18元，但因财政困难，欠发23.48元，实发115.50元，个人及家庭生活的唯一来源就是这份工资。每月接济各类亲友的支出平均有20多元，个人最＂奢侈＂的消费是每月买20盒大前门牌香烟，当时前门烟每盒0.35元，但没有整条买过。最大的一笔开支是用128元缝制了一件皮大衣，分每张狐皮的价格、水獭皮领子、卡其布面料、羽纱褂里、皮匠手工、裁缝手工、纽扣等项记载。有些开支反映出当时财务制度的严格和个人生活作风的严谨廉洁。无论在何处吃饭，都要按标准缴纳伙食费，如：＂支测量队伙食费24.56元＂，＂回县上吃饭伙食9天半支6.00元（多付3角）＂，＂专署三天会议伙食费1.80元＂，＂5月份伙食费18.60元＂，＂支县府八天半伙食费5.1元＂等。在机关办公室住宿，冬天如要烧炕需个人掏钱：＂支烧炕13天1.30元＂，＂支烧炕10天1.00元＂，＂支烧炕7天0.70元＂。公务请客吃饭须个人支出：＂县府晚会收钱1.00元＂，＂和王县长吃饭2.00元＂，＂王县长、马培基进城开会吃饭2.98元＂等。家属在机关食堂吃饭或购买公家东西要及时付钱：＂谟、范二子随校到工地参观支食堂2.70元＂，＂雄儿到工委看戏食堂伙食2.70元＂，＂买工地烧炕锯末及运费6.60元＂、＂派通讯员发兰州信一封0.08元＂等。买个人用文具要自费：＂购笔记本1本0.49元＂，＂上工地电池0.66元＂，＂购钢笔一支1.56元＂、＂毛巾一条0.84元＂，＂购日记本一个0.65元＂等。当时首长下乡带通讯员管理马匹并负责支付伙食费等，有次下乡到大河家，通讯员却贪污伙食费未开支，后大河家区委转来欠款通知，＂支大河家下乡通讯员祁文俊贪污伙食费11.40元＂。从这些账单中可以看出五十年代制度的严格和干部作风的优良。 这本《手记》的主人就是我的父亲盧曜天，他一生记有这种《手记》30多本，经过文革中抄家、迁往农村，又在城中为住房屡次搬家等折腾，仅保留了数本，这是其中的一本。父亲原是一个具有耕读传家传统的农家儿子，1935年中学毕业后在家协助祖父务农经商，因读了点书又践行儒家传统道德，在乡里被视为能为民办点事的人，被推选为县参议员、乡长。1949年8月22日临夏解放，即应召参加新政权建设，任命为区长，1954年4月9日＂奉甘肃省人民政府［54］府人字第0261号命令并经二百四十九次行政会议通过，盧曜天为临夏县人民政府第二副县长＂。后又历任临夏州筹备委员会委员、州人民委员会委员、州水利局局长、临夏县第一副县长等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州水电局、政协临夏市委员会工作，直到1985年离休，1999年病逝。 在我保存的父亲遗稿中，还有几本在水力部干部学校学习时的作业本，分水文、测量、电工、小型水坝设计和在密云水库工地的实习报告，每本作业都有计算题和绘图，十分认真细心，我虽有大学文凭但做不出这样规范的作业。 写文的目的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将一名已逝老干部在艰苦岁月的清白人生留存一点缅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