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如先生名思温，是我们临夏籍学者中的饱学之士，一生著述颇丰，积平生精力著录的《积石录》为临夏古今摩崖碑刻之大成。解放前曾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留美学者张心一的秘书，解放后在临夏市政协长期担任驻会委员，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后被聘为省文史馆副馆长、名誉馆长。其生平著述由女公子张庸教授悉心收集、赵忠先生编辑刊行。他的名望因对地方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和格律诗词的创作而誉满华夏。玉如先生是父执辈的长者，从1960年起我有缘和玉如先生往来，留下了许多很深刻的片断回忆。 大约1962年至1966年之间，当时的临夏市委统战部和市政协准备发展几名女委员，组织这些＂预备委员＂每月到市政协学习一、二次。这些人中有正式委员阮道姑（一位颇有丈夫气质的道教人士）、＂尕司令＂马仲英的夫人马春秀女士，＂预备委员＂则有程宪宜先生的夫人、乔子明先生的夫人、陈瑞峰先生的夫人和我的母亲。学习小组由驻会委员张玉如先生负责组织，徐季直副主席分管。徐季直副主席和张玉如委员都是家学渊源深厚的学者（徐季直为徐绍烈先生的季子，张玉如为张质生先生的仲子），干事十分认真刻板，对学习抓得很紧，除了学习文件，还学习一些古文片段，这些女委员和＂预备委员＂大多数文化程度很低，我母亲在1930年代就读中山女子小学，徐季直先生是他的老师，时隔30多年后又能聆听老师讲学倍感十分亲切和珍惜。那时政协活动较多，张玉如先生常常委托我母亲负责到城内各委员家口头传达通知。母亲的家务活繁重，正在上学的我就成为义务通讯员，于是有机会与张先生频繁接触。在我的印象中张先生是一位说话斯文、轻声细语、谨慎小心的老知识分子。有一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政协组织女委员绣一幅刺绣作品准备慰问驻临解放军，我母亲每天下午到市政协搞刺绣工作，星期天我也跟着去看。那幅刺绣作品的创意出自张先生，是一幅锦鲤戏水图，意谓军民鱼水情。徐季直先生和张玉如先生在旁边指导配色配线，徐先生因和我母亲是师生关系且年长许多就直呼其名，张先生长我母亲6岁，总是称呼晏委员，表现出一幅严肃而尊重的神态。到1966年6月，＂文革＂爆发，政协活动中断，张玉如先生们受到批斗。张先生和我们一家失去联系20多年，1988年我母亲病逝时，张先生正好应州档案局邀请来临指导工作，他闻讯后偕范振国局长一道来家吊唁，挽帐用宣纸亲笔写下黑洞洞的四个大字＂懿范可鉴＂。他给我说：＂你母亲是一位品性端淑的女士，要不是‘文革’变故则能成为很出色的一位政协委员＂。当时张玉如先生已任甘肃省文史馆副馆长，社会名望很高，但他不矜高位亲自到我家吊唁，表现出忠厚质朴的风节。 1978年至1982年上大学时，我从业师路志霄先生处获得一本油印的《甘肃近代诗抄》，发现内中有临夏籍人士邓隆、张质生、张玉如的旧体诗词，其中以邓隆和张质生的作品居多。我认真加以学习研究，先后写成《时代的真实画卷——张质生的生平与著述》、《邓隆与他的临夏山水诗》后转载在《临夏文艺》（《河州》期刊前身）上，这是最早介绍张质生和邓隆的文章。张玉如先生见到文章后托人捎来一纸条，让我到他兰州木塔巷的老宅见面。星期天我进城到木塔巷张府，发现这是一院南北窄东西长的四合院，西房为木质楼房，张先生在楼下客厅设有文案，正在整理张质生先生的遗稿。张先生见我很有兴趣的看这些文稿，就说：＂这是老人在绥远、宁夏为马福祥办事时写下的往来文稿，因戎马倥偬，写得很僚草，如我现在不整理出来，恐怕后人谁也无法认清字迹断出标点。＂然后他坐下来同我谈话：张、卢两家是世交，你父亲、母亲和我很熟，你能有志在上山下乡后考上大学读历史专业我很高兴，希望你珍惜时间发愤苦读，一定要注意不要将时间枉费了。我在年轻时任职于旧政权，那时应酬很多，没有很好做学问，至今后悔。解放后因运动多无机会从事学问，那是大家都经历过的事，我也无法逃避。你写的两篇文章由路志霄先生转我读了，感到写得还可以。 这是一个良好开端，今后还应再加努力多搜集材料，多在古文上下功夫，多写一些地方文史方面的文章，家乡需要你们这些后起的文化人发挥作用。还对个别诗句的释义纠正了我的错误理解，并指出文章最好语体就语体，文言就文言，切忌文白夹杂。一席谈话浸透着一位长者对家乡子弟的殷殷深情，肯定和批评都发自肺腑十分恺切，对我鼓励和启发很大，从此之后，我向张先生请教学问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 上大学期间我十分注意西北地方史资料，有好几个暑假都没有回家到省图书馆文献资料部查阅西北地方史资料，随着占有资料的丰富，对西北＂三马＂军阀史的研究产生兴趣，但对三马家族众多的人物关系搞不清楚，按个人所力及的范围搞了一个粗线条的三马谱系图，交我父亲看过后认为错误很多，进行了初步修改，家父建议我到张玉如先生处去请教。我到张府后张先生说，你来得正好，最近临夏州档案局范振国同志委托我编《三马谱系》，这几天刚油印出来，我送你一份。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一份三马谱系资料，不但对马占鳌家族、马海宴家族、马千龄家族的谱系各有明确表述，而且对这三个家族之间的亲缘关系亦有明确标注。但我在收集了一定资料后放弃了这个研究课题，因为其中涉及民族宗教问题颇多，加之对马仲英的评价分歧很大，搞不稳妥会出现麻烦，就避开这个课题，在毕业论文中研究了梁启超。最近几年由于在泰山之顶和扬州平山堂看到了马福祥的几处题刻，想写一篇马福祥的文章，可惜失去了向张先生请教的机会。倘若张先生在世，他是最好的导师，张家和马福祥家族交往很深。 张先生治学严谨，对此我也有很深的感受。应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三马资料编辑组＂之约，家父写了《马鸿宾先生二、三事》一文，被选中收入甘肃省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曾将此稿交张玉如先生审阅，张先生在审阅此稿后给我写来一封信，说文章提供了许多大家不知道的史实，很有份量，但从文字表述中发现似由你代笔，有几处文白夹杂表述不清之处，请你再同令尊商议修改一下。张先生熟悉家父的性格不便直说而委婉告诉我，表现出既严谨又厚道的风格。令我十分佩服的是张先生眼力敏锐一下就看出是我代笔的痕迹，说实话，当时父亲因饮酒过多著文已不如＂文革＂前通畅严谨，许多时候他口述我记录，然后由我撰文后再交父亲审订，父亲可能没有细细扣读而出现缺陷，责任在我。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张先生治学的严谨程度。文章发表后张先生又亲自写诗向父亲表示祝贺，使父亲十分的高兴。 晚年的张先生和我父亲酬唱较多，在诗中隐隐流露出一种惋惜之情。有次在兰州参加宣传工作会议，张先生盛情邀请当时的州委宣传部长唐振寰、市委宣传部长何世焯和我在木塔城巷家中吃饭，张先生的女儿张庸教授，幼子张平也在坐，气氛很好。饭毕张先生留下我说还有话说。张先生说：你父亲是我们家乡的好干部，修北塬渠出了名，文史知识也渊博，应当多写些地方文史的文章。我和兰州大学的冯绳武教授考察临夏古城遗址时特意请你父亲做向导，他给我们介绍了许多情况。但我发现他胸中有一股怨气，常常借酒浇愁，我感到很惋惜。我们都老了，对往事应当看轻一些，不必用别人的不公平来糟蹋自己。依你父亲的才华应当在文史建设上多出些文章，才不致于把肚子里的材料带到阴间去。你们做儿女的应当劝慰老人少喝点酒、爱惜身体，发挥余热，为家乡再做点贡献。张先生的话恳切温暖，我回来后婉转向老人传达，家父很有感触地表示张先生理解他，抱病写完了20万字回忆录。 张先生已经谢世多年了，但在我脑海中留存的如于佑任般的美髯公形象还时时再现，他对我的谆谆教诲鼓励我坚持读书学习，尤其是他告诫我少些应酬，珍惜时间干事做学问的教导一直成为律已的信条。二OO九年二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