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无嗜好，既不会玩牌打麻将，也不懂乐器和唱跳，除了工作和家务事，唯一的兴趣就是读书和爬格。一卷在手就不知疲倦和烦恼，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如同阳光、食物和水，一天也离不开。读书丰富了内心世界，滋养了生命的力量，冲淡了人生的艰难烦恼，滤除了追逐名利的杂念煎熬，充实了甘于寂寞的精神生活。因为喜欢读书而培养了对写作的兴趣，无论水平如何价值高低，几乎每天都在摇笔不止，佝偻书桌平展稿纸，右手执笔左手夹烟成为几十年不变的精神享受，后来学会了电脑打字也不习惯电脑著文，仍喜欢纸笔爬格，真是顽习难改。一生中到底写了多少东西已无法统计，仅在退休收拾办公室时，在同事帮助下到大夏河边的沙滩上烧毁底稿三十七捆。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教案和起草的公文底稿，但大部分是不愿再保留的习作手稿。 五十年来写得最多的是涉公材料。在中学时代学校和班级的壁报专栏、文革中的手抄报文章，在同学中我写得最多，当时只把它当作练笔的机会。上山下乡十年，当民办教师时学校的计划总结、专题活动报告、生产大队文书报告，学区的检查汇报及公社的部分材料，都是在夜间抽时间完成的。大学毕业后到临夏中学工作，本想只当一名普通的任课教师，第一年只因认真写了一篇班主任工作总结而引起学校领导的注意，不断布置我写一些学校的大型材料，如经验总结、专题活动上报材料、校际交流的典型材料、学校领导的讲话报告，甚至校史的编写等等。我这个人脸软，领导一布置就不好意思拒绝，硬着头皮熬夜炮制，结果一发不可收拾竟然写了十五年之多。我存一本著文目录记事，从1984年到1999年，写了校长讲话报告、学校工作总结、先进集体和个人专题材料、主题活动宣传文件、教育教学改革方案、学校管理制度、上报的报告及校史初稿等117件。其中还有点意义的有：1984年上报省、州教育志编写组的《临夏中学校史（初稿）》，这是在1984年暑假冒着酷暑在一个月内独自执笔完成的第一部校史，颇具草创之意；1985年8月起草《关于临夏中学与北营房地界争议问题汇报》，后来成为以州政府名义上报省政府和解决地界争议问题的各种文本的蓝本；1985年10月撰写《坚持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作为校长在全省重点中学校长研讨会上的交流发言，为临夏中学在全省中等教育行列争得荣誉，＂年级组组阁制＂引起很大反响；1986年5月24日发表于《民族报》上的《师生劳动建校，社会八方支援——临夏中学操场扩建纪实》为学校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予以实录存史；发表于1988年《甘肃教育》第11期上《转变观念，热忱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总结和介绍了学校德育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得到省教科所的重视和好评；1993年5月为解决某清真寺侵占校园事件，写了《请求政府解决侵占校园事件报告》和《告社会各界书》，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为推动此事件解决，营造了舆论氛围；1996年12月起草《临夏中学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被州委宣传部批转全州各级学校；1997年编写了《中国共产党临夏中学组织史》等。 1999年3月调到临夏州卫生学校任职后，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鉴于校长职责和缺乏写材料人才，学校的所有计划、总结、上报材料、大会讲话和多次专题教育活动的材料都由我自己撰写。其中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专题教育活动，探索卫生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之路和申报省级重点职业学校过程中撰写的材料最多。那些年几乎每天都在挑灯夜战，有时候时间紧迫，一边在写一边在打字录入。我不愿搞文件旧文稿搬家或抄袭别人文章的应付事，每写一份东西都要争取出新意有实例。由于我平时勤写工作札记，对上级文件、政策方针的精神要义记有重点，对学校工作过程有较详记载，一旦需要成文，就能很快入笔，笔下有物，不尚空谈或套语。在两年一度的全国卫生学校校长论坛上，我的交流文章每次都能引起同行的注意。虽然学校地处欠发达少数民族地方，但在全国卫生学校的知名度却颇高。学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校长如依赖下属代笔，既无威信又失职责。以单位或负责人名义发出的文字材料，实际上代表这个单位领导班子的职业素质、工作态度和文化修养，所以我特别重视这项工作，从不粗劣炮制应付差事。别人说我这是折磨自己，但我愿意。 从教40多年，在认真教学之外，也重视教学研究工作，写了多篇教研方面的长短文章。在《中国教育报》《历史教学》《甘肃教育》《卫生职业教育》等报刊上发表过十几篇文章。教学与教研是一名合格教师的基本技能，我写这些文章并不是为了评聘职称，而是将教学经验上升到教学理论和将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融汇到教育教学实践。自感颇有质量的文章有：发表于1987年《甘肃教育论丛》第2期的《历史教学进行民族固结教育刍议》获省历史教学研究会论文一等奖；发表于1990年《甘肃教育》第一期的《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方法》；发表于1993年10月12日《中国教育报》的《熟悉地方史，教活历史课》；发表于1993年12月14日《中国教育报》的《润物细无声——班主任怎样指导学生写周记》；发表于2003年第八期《卫生职业教育》的《对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医学教育的实践与思考》等。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在文史方面，尤其钟爱乡土文史。在农村十年中，我写了多篇散文，但在当时历史环境影响下，存在极左思想的偏颇，所以在1978年上大学前烧毁不存。在大学读书期间，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开始试写文史方面的短文，有几篇学年论文得到郭厚安先生的表扬，他鼓励我从最容易收集材料的地方史入手，＂小题大做＂——先从一人一事练笔，待将来有积累后再作大文章。正好路志霄老师要我协助他刻印《甘肃近代诗抄》，从中我得到河州籍作者张和、邓隆、张质生等人的诗作。于是先写了较为熟悉的张质生诗作简介《历史的真实画卷——张质生生平与诗作》。1981年暑假回家逢见《临夏文艺》编辑胡继先老师，他立即索去在1982年《临夏文艺》第一期上发表。当时还没有人作这方面的研究，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张思温先生还给我写信鼓励，之后胡继先老师把我列为《临夏文艺》的重点作者不断约稿，陆续发表了《河州轶闻——顾颉刚、范长江笔下三十年代的临夏风情》《千古文章应凭我——张和生平与著述》《邓隆与他的临夏山水诗》《功在桑梓 有口皆碑——徐绍烈先生及其诗作》《鸦片战争中的爱国将领——朱贵》等文章。因文生缘，我被推举为临夏州文联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吸收为州作协理事。这些初期的研述作品，其意义不在内容的系统性，而在于开启研究地方文史的风气。对此赵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予以中肯之评，他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较早研究河州文化史的有盧世雄。 在繁忙的教书和学校管理工作之际，在节假日或夜半人静之时，我坚持写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长文短篇，借以舒缓疲劳无味的本职工作和酬慰从小钟爱写作的初心。尽管水平有限，但却坚持不辍。退休之后对读书写作的兴趣依然痴迷，感到这是一种延缓大脑迟钝的积极生活方式。 这些文章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临夏历史文化人物的生平与著述述评。除了前述人物之外，还写了关于老红军鲁瑞林的访问记，论述了王竑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在旅游中发现马福祥将军在泰山极顶和扬州平山堂留下的两处遗墨，写了《仰观俯察，坐花载月》一文。在读了王蒙著作和与本邑宋彦明先生的交往后写了《患难见真情》一文等。二是关于怀念和回忆故人的文章。我曾为已故的临夏名师陈冠玑、孟仁、方玉珍、祁克新、陈光彩、蒋维敏、方永铭等写过悼词和祭文，以表对师长的尊崇和感恩之情。在我一生中还有许多前辈给我予关心和帮助，我回忆了与他们的忘年之交，如民族学家牙含章、文史大家张思温、沼气专家白廷弼等。此生最厚重的莫过于亲情，为严父慈母和大哥小妹写了多篇追怀之文，其中《父亲的北塬渠情节》《勤与廉的实证——读一位县级干部的工作手记》等是对父亲平生事业的追忆。2016年到2018年，整理编辑了《尽瘁桑梓》《寸草春晖》和《山魂河韵》三本书，分别纪念双亲百年诞辰和大哥八十诞辰。三是关于山水游记方面的篇什。《绿波涌出水晶山》写太子山风光，因汪玉良先生的推荐，曾获临夏州首次＂五个一工程奖＂。1991年2月2日在《民族报》发表《试为红园题楹联》，成为发起红园楹联创作的首倡之作，引起州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在州计委组织下征集更多楹联，经筛选确定十多幅楹联装点了红园各景点。2005年到法国参加培训班，归来后写了《西欧印象》一文，被民族报》晚刊分两版两期予以刊载。其他还写了关于和政寺沟峡、浙江义乌等地的游记感想。四是为朋友的家谱、文集、寿辰写了序和祝辞，其中为写《双城宋氏家谱序》，阅读了了有关家乘谱牒方面的资料，丰富了谱牒学知识。五是关于人生历程方面的文章。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下乡十年和1978年考大学两件事，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荣衰紧紧相连，身为两度＂老三届＂的 我，对此体会尤深。《我的一九七八》是结束知青生活考入大学的命运转折记录，《大学之与我》是我在思想启蒙的反省。 文章沤心事，寒苦唯自知。虽然写了许多杂乱文章，但缺乏代表专业水平的有份量东西，迟迟不敢结集付梓，恐贻笑大方。拖到今天，已进入电子信息时代，人们已经不喜欢读纸质的出版物了，于是冷却了结集之念。去秋，逢见一位老朋友，他说每年夫妇收入有十多万元，年纪大了孩子们已独立成家，自己不买房、不打麻将，生活费用支出还剩点钱，乘头脑清醒每年出一本自费印刷本，送朋友或放枕边，还觉得很充实。受这位朋友启发，加之侄子声白的鼓励，于是不揣粗陋整理付梓了，对自己也是一种敝帚自珍的藉慰，算不负读书一场。201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