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窟寺是丝绸之路上见证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质性遗存，石窟寺保护与修复的成果集中体现了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水平。为顺应“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突破石窟寺文物、遗址保护的瓶颈。
11月4日至5日，“复旦大学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石窟寺保护论坛”在上海举行。
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余江宁、云冈石窟研究院副院长卢继文、麦积山石窟保护研究所所长李天铭、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副主任周明生等世界文化遗产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其它石窟保护管理研究机构、相关高校、文博单位的代表和关心中国石窟寺保护的各界人士共百余名嘉宾齐聚一堂，共同分享了中国石窟寺保护的研究成果与体会。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不能脱离“丝绸之路”的大背景
石窟寺的保护研究在人文交流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作为中国三大石窟之一的莫高窟，在古代的“丝绸之路”上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据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在主旨发言中介绍，莫高窟描绘了“丝路”沿线的文化交流，不同的民族出于信仰，纷纷在敦煌开窟造像;甚至从藏经洞发现的文献中，也能看到不同民族不同的文字保存在同一个洞窟里。而敦煌之所以有今天的历史地位，也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息息相关。当时的汉帝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走出去与西方世界建立联系，而向西开放时，为了保证路线的畅通，在敦煌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用长城阻断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如果没有汉武大帝在这里设两关，如果没有敦煌绿洲提供物质保障，我们就不可能有中原文化的积淀，所以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积淀造就了敦煌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王旭东说。
王旭东介绍说，莫高窟早在1900年被道士王圆箓发现报告给政府，但国力衰退的晚清政府不重视文物保护，反倒引起了西方考古探险家的注意，在造成部分文物的流失的同时，也引起了世界和中国有识之士对敦煌的关注。几代莫高窟人用他们的智慧推动敦煌石窟从无人管理进入到逐渐规范管理、科学保护的阶段，最终促使莫高窟在1987年被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莫高窟的保护研究中，王旭东认为，开放资源、营造自由的学术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敦煌石窟的研究不能脱离“丝绸之路”的大背景，需要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正如季羡林所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敦煌石窟的保护应与学术研究并行，否则对敦煌石窟的弘扬就成了无源之水。
王旭东指出，弘扬敦煌石窟的灿烂文化，需要对受众进行区分，为学者和大众、学生和成人、国内游客和国外游客量身定做不同的服务，并采用数字化手段分享洞窟面貌。“目前有30个洞窟的高清图像已经实现了全球共享，但我说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全部开放，”王旭东说，“这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不开放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但是手段方式也很重要，开放得不合适也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则结合大足石刻的保护实践和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探讨了抢救性保护与保护理念的价值取向。他指出，自梁思成针对文物建筑保护提出“整旧如旧”的理念，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和升华，我国文物保护理论体系已经逐渐完善，诸如完整性、真实性、可逆性、可识别性、最小干预等等理念和原则，在业内已经形成强大的共识，成为全面指导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开展的基石，并且卓有成效。但在实践工作当中，抽象性、概念性的文物保护理念和原则，难以涵盖文物保护对象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在抢救性文物保护工作当中，文物保护理念的某些价值取向与保护工作实际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有时候甚至是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结合文物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对文物保护理念的价值取向做出某种选择，有时候实际上是被迫的。
说到这里，黎方银讲了一个故事：1995年，国家文物局在大足召开了一次大足石刻防风化保护方案的论证会，讨论是否直接使用化学材料对石刻表面裂化部分进行防风化加固。虽然使用的材料及其施工工艺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和现场实验，证明效果良好;但仍有一部分专家认为化学材料是不可逆的，会影响后人的再保护。对此，专家们讨论了三天之久，最终形成共识，认为应按照救命的原则，优先考虑保护文物的完整性，实施紧急保护。后来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使用化学材料对部分裂化严重的造像进行了表面加固。经过长期观察和测试，证明效果非常好，经过二三十年，至今仍起着很好的保护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