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是在明代，兴起是在清代，至清代中后期的鼎盛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晋商也随之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
小心周旋“不打官司”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膨胀，原本以诚信、勤劳、节俭而著称的晋商与满清官僚集团瓜葛越来越深，晋商集团也在随后的经营活动中渐渐地发现一条谋取暴利、快速发展的捷径——拥有特权，从而最终走上了一条追求特权，最终被特权拖垮的不归路。
晋商在原本的经营活动中也曾受到封建官僚集团的百般刁难，不得不以卑微的身份虚与周旋，在摧眉折腰的毕恭毕敬中一点点聚敛着属于自己的财富。此时，晋商与官员的结交并不是特权思想，而只是一种生存智慧，内心深处对官员特权保持着深深的忌惮。晋商普遍信仰“不打官司”的信条，就是因为深知官场的黑暗，即使破财免灾，也不给官府搜刮欺压的机会。
主动结交“烧冷灶”
但在长期经营活动中，晋商和其他商帮一样，十分善于用金钱贿赂官员、结交权贵。有些头脑灵活的，甚至开始烧冷灶，不惜煞费苦心做长线投入。即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一旦这些人入仕，就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帮助他们放任外官，以便为自己日后行方便。不仅这些白纸一般的寒儒，就是一时落魄的官员，晋商也会下注。与袁世凯齐名的晚清重臣张之洞，因母亲去世丁忧3年，期满后想谋取更高官位，最终就是由晋商开办的协同庆票号支借10万两白银，最后一步步做到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的高位。
当代理人利益共享
随着晋商在票号业的长足发展，他们开始主动笼络结交，和清王朝的王公贵戚、达官显要们称兄道弟，打得火热。因此，他们不仅经办汇兑公款，而且逐渐参与到代地方收取赋税，甚至承揽帮助任职官吏私存、汇寄搜刮、中饱之银的特殊业务中去，几乎成为部分官僚的财务代理人。
官员们得了晋商的好处，自然为其大开政策绿灯，有人形象地说，前面官家鸣锣开道，后面就紧跟着票庄的帐房先生。官商相助，利益均沾，晋商渐渐地与官员、官府形成了一言难尽的复杂关系。如前文提到的张之洞，就任两广总督后就让协同庆票号垄断了两广的金融业，相关财粮税款事务统由协同庆代理。短短几年，协同庆轻松赚进百万。
利益捆绑一损俱损
经营上的特权地位使晋商尤其是晋商票号尝到了甜头，他们逐渐开始主动向朝廷靠拢，承接从京城到地方的金融汇兑业务。1842年（道光22年），清廷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日升昌票号积极参与赔款汇兑，要求各地分号经理及早与承办藩库取得联系，争取业务，最终借此获得高额利润。1864年（同治3年），由于战乱阻断了南方一些赋税大省上解京饷的道路，晋商票号承揽了向清政府供给银两，由其分号负责汇兑公款的任务，从此，彻底打进了清政府的金融活动中。在享受官府保护、谋求巨额利润的同时，也将巨额资金放上了清王朝这条破船。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多个省份宣布独立，清政府也在不久后倒台。晋商不仅丧失了所有的经营特权，而且深深地为其所累。晋商票号向清廷各级官府贷出的所有“官款”全部打了水漂，而其吸收的私人存款也遭到挤兑，只能一家家关门倒闭。1913年，已经奄奄一息的山西票号曾决定奋力一搏，筹办汇通实业银行，却已经拿不出办银行的资本金，向民国政府和美国银行请求支援无果后，只能接受退出历史舞台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