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东林党”其实很多人也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东厂啊，什么样的西厂啊，还是有什么阉党啊，反正就是很多很多了，那么这个“东林党”好像也不简单啊，而且也十分的神秘，我们也不妨问问看，这个东林党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这些人又到底是为谁做事的呢?下面就着这些问题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吧，感兴趣的网友别错过了!
明朝后期的东林党可谓“赫赫有名”。历史学家几乎对东林党都有过或多或少的评论，而研究明清两代史的人们几乎绕不开“东林党”这个话题。
随着历史知识的普及，人们对东林党的了解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局限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顾宪成)这个感性层面上。
对东林党的评价在近些年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况，并且各执一词，争论激烈。
那么“东林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对明朝后期乃至清朝的政治格局和统治有什么“重大的，有历史意义的”影响呢?
我们还是先看看东林党的前世今生。
东林党一开始其实是一个“沙龙”或者说叫做“失意者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的主要发起人是顾宪成。顾宪成是明朝万历年间(万历八年)的进士，获取功名之后一直在京城当官，十几年后，顾宪成当上了吏部文选司的郎中，这可是一个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的很有实权的官。
正因为如，此顾宪成有机会认识和结交很多的朝廷上下的大小官员，也为后来形成东林党打下来坚实的基础。
顾宪成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同时脾气也直，是一个“敢于拿自己这个豆包当干粮”的主。
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得罪人的，可是顾宪成却更愿意“得罪皇帝”，在万历年间“争国本事件”，也就是立谁当太子的问题上，他就和万历杠上了。
万历皇帝(明神宗)的皇后一直没给万历生个儿子，所以，万历一直就没有嫡子，他的大儿子朱常洛(也就是后来的明光宗)和弟弟朱常洵都是皇妃所生，按道理“无嫡立长”，朱常洛应该是被立为太子，但是，万历皇帝很喜欢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因此在郑贵妃不断的吹枕头风的影响下，万历就有了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念头。
万历的这个念头得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其中顾宪成是态度坚决者之一，不但如此，顾宪武成等人还坚决不给万历面子，联合反对万历“暂不立太子而先同时封王”的“缓兵之计”，强烈要求“按祖制早立皇长子为太子”。
万历的小伎俩没有得逞，因此对顾宪成等人(包括比顾宪成管官更大的人)十分反感。
从结果上看，顾宪成一派在“立储”的问题上还是取得了胜利，但顾宪成也得罪了万历皇帝和郑贵妃以及被封为“福王”的朱常洵。
万历二十二年，朝廷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阁臣)，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触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
人气很旺的顾宪成回到了老家无锡，做不了官的他开始当老师讲学，并创办了“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书院，它是一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不仅仅是读书讲学以及文学交流，最重要的是“评论时政和针砭时弊”，它开启了“民间议政”的先河，并由民间的“政见”影响“朝政”的先例。
这个东林书院更像一个“政治组织”。顾宪成以东林书院为依托，在万历三十二年十月，会同他的弟弟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
这样就行成了东林党。
明朝，是文人政治的鼎盛时期，文人政治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激烈的党爭。
在整个明朝，自明成祖时期开启“宦官参政”的局面的时候，文人集团和太监集团就行成了“势不两立”的量大集团，可以说也是两大“党派”——“宦党”和“文官集团”
之所以叫做“文官集团”而不叫“文官党”，是因为尽管“文官集团”和“宦党”势不两立，但是在“文官集团”内部，却是派系林立，朋党成群。
在“东林党”形成的时期，清朝的“文官集团”内，还有几个以地域结成的“老乡党”，比如“浙党”，“楚党”，“齐党”，“昆党”，“宣党”等等，这些“老乡党”当中，“浙党”的势力是最大的。
真是“党派林立”啊!
在这些党派当中，东林党是一个独特的党派。
其他的党派基本上算是“老乡会”——即是老乡又同朝为官，结成朋党抱团取暖，互相帮衬互相提携。
“老乡党”们的基本原则就是“党同伐异”，这个“党同伐异”的基本标准就是“非我同乡，其心必异”。
所以，老乡党的本质是“朋党”。
而东林党则是以“政见相同”的文人组成的一个党派，所以东林党更像是一个“政党”。
所以东林党对明朝“朝政”的影响很大，从万历朝开始，东林党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东林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简单的讲，东林党就是一些持相同观点和政见的文人(包括在任朝廷官员，曾任朝廷官员以及地方士绅)组成的有原始政治纲领，有基础组织形式的“政党”。
我们接下来看看东林党代表谁的利益。
首先，东林党肯定不是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的“政党”。
在整个封建社会，没有任何一个集团是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尽管士大夫集团也好还是皇室集团也好，整天把“民为贵，为民请命”挂在嘴边，但事实上，哪朝哪代都是皇权和士大夫集团之间在进行着激烈的利益之争，劳苦大众仅仅就是“筹码”和“财路”而已。
东林党也不例外。它代表的是自己的利益。
东林党提出的“具体主张”有三点：
第一是开放言路。通俗的讲就是允许更加坦白的批评时政，更加严苛的针砭时弊。
第二是坚决反对宦官干政，这是针对它的死对头“宦党”。
第三是坚决反对开征矿税。
当然，干的最起劲的还是党爭，通过对郑贵妃集团，宦党，以及其他朋党的打击，来巩固自己在朝野的地位。
东林党在中国历史上有其标志性的意义，就是开启了传统的“朋党”之外的“政党”(有政党特征)的先河。同时，也开启了民间组织干预国家政局的先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东林党更像是一个“反对党”，其破坏，反对，不合作的意义更大一些，在如何建设，改革，发展的问题上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过分强调所谓的“正义性，道德性和精神高尚”。关心太多，指责太多，而建树太少。
有一个观点认为，东林党反对开征矿产税，是出于对中国原始工业或者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保护。这个观点非常可笑，东林党是一个以“儒学”，“王学”为正统观念的“传统文人”的组织，几乎是不会有什么“资本主义”以及“市场经济”的概念的。
东林党要保护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东林党人几乎都是“工商士绅”，开征矿产税损害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所以，作为一个为自己利益代言的组织，东林党没那么“高大上”，也没那么“心系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