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宋朝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非常厉害的一个国家，当时的宋朝经济很发达，宋朝出现得宋词直到现在也是有很多人在学习，当时的宋英宗皇帝是宋朝史上的第五位皇帝，不过，宋英宗和上一位宋仁宗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因为当时的宋仁宗后宫没有儿子可以接任皇位了所以宋英宗便当上了皇帝，宋英宗英年早逝自己的长子继位了皇位，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宋神宗赵顼的生平!
宋神宗简介：宋神宗赵顼(1048年5月25日-1085年4月1日)，本名赵仲针，北宋第六代皇帝，1067年1月25日—1085年4月1日在位。谥号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英宗赵曙长子。嘉佑八年(10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神宗，时年20岁。
1067年-1085年在位。即位后，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由于改革操之过急，不得其法，最终失败收场，不过神宗还是维持新法将近二十年
熙宁变法与新旧党争
神宗即位后，对北宋积贫积弱深感忧心，而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振兴北宋王朝，是为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保甲、方田均税、保马等新法相继出笼。新法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惟操之过急，利弊互见。北宋学者陆佃说：“造元丰间，积票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当时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7亿亩，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
但是变法受到守旧派激烈的反对，朝中的司马光、范镇、赵瞻纷纷上书陈述对新法的不满，司马光与吕惠卿为了青苗法在皇帝面前争辩，新法维持了将近二十年，直到司马光尽罢新法为止。此一时期，面临朝廷和后宫的双重阻力，神宗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高太后更是对神宗说：“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岐王赵颢也从旁劝说神宗应该遵从皇太后的懿旨，神宗心烦意乱，怒斥歧王说“那你来当皇帝好了”，岐王诚惶诚恐，失声痛哭。
与西夏的关系
时值夏惠宗在位，母党梁氏专权，西夏国势日非，图一举歼灭羌夏。王韶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大破夏军，占领西夏二千里土地。不过后来在永乐城之战中惨败，“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试于西，灵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灭夏之举未能实现。事后，宋神宗在朝中当众痛哭。他有抱负，励精图治，想灭西羌，惜壮志未酬，于元丰八年抱憾而殁，得年37岁。其子宋哲宗亲政后，竭尽所能完成父亲遗志。
启用人才
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 一世一生文章网
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年)亏空已达1570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
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
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推行新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
在王安石的解释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继续支持新政。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相反，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