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雷坐上司机位。
在大型互联网公司创始人中，刘强东看起来是最不会选择退居幕后那一个。
“如果不能控制这家企业（京东），我宁愿把它卖掉”，刘强东曾直言。
不过，最近几年，刘强东的管理哲学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位京东创始人一再放权。
2018年7月，徐雷出任京东商城首任轮值CEO，年底，京东三大事业群负责人从向刘强东汇报，改为向徐雷汇报；去年9月，徐雷接任京东集团总裁，刘强东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长期战略设计、年轻CEO培养和乡村振兴事业中；7个月后，徐雷提前结束“试用期”，接任京东集团CEO，负责日常运营管理。
刘强东为什么放心了？
刘强东
核心原因是，京东的方向盘仍然掌握在刘强东手中。
徐雷出任京东CEO后，依旧向刘强东汇报；截至2021年2月28日，在腾讯去年减持京东之前，刘强东持股13.9%，拥有76.9%的投票权。
刘强东和以往的最大变化，是他得以从日常管理经营事务中抽身，思考和进行战略部署。刘强东如今驾驭京东的状态，有点像给京东这辆重型卡车装上了L4级别的自动驾驶系统：平时放手不管，只在必要和重大情况发生时参与。
能够做到“自动驾驶”，是因为京东的人才储备。
尽管徐雷已经回归京东，2016年的京东，仍旧被外界看作是一家没有接班人的企业；但在这场已经持续了三四年的管理交接中，毋庸置疑，徐雷已成为京东的二把手。单从近几个季度财报数据也能看出，京东步入一个稳健期，在此时交接，并不会对京东产生负面影响。
过去三四年，京东已经形成了SEC+SDC的集体决策机制：SEC是由各业务板块、职能体系负责人组成的战略执行委员会，SDC是集团几十位一线业务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战略决策委员会。
由此，刘强东得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长期战略设计、重大战略决策部署中。
放眼整个互联网行业，在前线掌舵十余年后，创始人们都默契地选择了后退一步。马云、黄峥、张一鸣……皆是如此。这种选择与给年轻管理者以更多上升机会有关，同样与行业处于转型期相关，创始人们将花更多时间思考公司的长线经营策略，不必被日常经营所累。
刘强东的退居幕后稍显不同。黄峥卸任拼多多CEO后，紧接着在去年3月卸任拼多多董事长；张一鸣卸任字节跳动CEO半年后，也在去年11月交出董事长的位置，退出字节跳动董事会。
目前，刘强东仍担任董事会主席。一位接近京东高层人士透露，卸任CEO后，刘强东仍会参与京东每月的SEC会议、每个季度的经营分析会等，不会彻底远离公司业务。
如今的京东已经告别了“在沙漠里开车”的阶段，进入了自动驾驶时代，刘强东不必时刻紧握着方向盘，但自动驾驶系统的开关，仍在他手中。
A
为什么接班黄峥的是陈磊？为什么接班张一鸣的是梁汝波？互联网公司的每一次权力交接，都会引发类似的疑问，但轮到京东，类似的事情并未发生。
7个月前，京东已提前做了预告：2021年9月，徐雷接替刘强东，出任京东总裁。这是刘强东淡出日常管理、放权于徐雷的重要信号，同样开启了徐雷握住“有形的方向盘”的过渡时期。
据《财经》2013年7月的一则报道，此前半年，刘强东有意淡出公司管理，不再事无巨细过问。但一天早会，有同事刚宣布完一项产品将在下周上线，电话里突然传出刘强东的声音，“他没有向大家打招呼，而是直接提出有些细节需要改进，并要求立即落实。”一位京东商城总监回忆。
现在，刘强东有理由放心了。
据显微故事报道，徐雷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父母、哥哥都是军人，“有些人看着像‘混子’似的，但时间久了你再去看，其实他们才是最守纪律、知道游戏规则的人”，徐雷说。
徐雷在2007年被徐新介绍给刘强东做市场顾问；2009年初，正式加入京东；2011年-2013年，徐雷曾短暂离开京东；并在2013年2月，重返京东商城任职高级副总裁，负责市场营销工作；2014年底，徐雷兼任无线业务部负责人，全面负责无线业务的研发及运营工作。
徐雷
同为电商行业的第二代领导者，徐雷与张勇在对业务的贡献上有多处相似。张勇发明了双11，带领淘宝完成了无线化转型；徐雷则提出了618，同样带领京东完成向移动端的迁移。
尽管在2017年，刘强东仍是京东唯一的对外代言人，但在内部，徐雷已经完成了他在京东“三级跳”的第一个项目。
2017年，徐雷被任命为京东集团CMO，公告对徐雷是这么评价的：自2016年徐雷担任高级副总裁后，通过组织创新提升了公司的营销和运营效率，并带领团队在双11、三超项目、开普勒计划、品牌力提升等多个核心项目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商城构建了强有力的运营及营销竞争力。
徐雷进入公众视野，是在他出任京东商城轮值CEO的2018年7月，直到年底，京东三大事业群负责人转而向徐雷汇报，徐雷本人的能力和他“京东二把手”的标签已清晰可见。
据腾讯深网报道，2018年12月，徐雷带着京东商城几乎所有核心高管，在广东肇庆开了一个三天三夜的长会。会议之前，徐雷还安排经营分析部立了一个名为“至暗时刻”的项目，“京东零售必须改变，要让大家知道实际形势有多严峻。”徐雷说。
此时，京东的日常管理负责人实质已悄然发生改变。2019年年会，徐雷代替刘强东出现在现场，公布京东最新方向：
从单纯追求数字到追求高质量增长；商业模式，从以货为中心变为以客户为中心；组织从垂直一体化变为前中后台；人才激励机制由创造数字变为创造价值。
显然，徐雷的领军能力已经逐渐为内外部认可。2021年9月6日，徐雷正式出任京东集团总裁，完成了自己的三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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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雷在担任总裁7个月后，又从刘强东手中接过CEO一职，意味着他已经顺利完成了作为京东日常管理领导者的角色转型。
交接时期，最关键的就是要稳。这与徐雷自身性格正相称。
“我希望所有事都在掌控中，突然有件好事落到我头上，别人会觉得是意外之喜，可对我来说，却感到更不舒服，只有我能预计到的，才是最安全的。”在接受显微故事采访时，徐雷曾如此表示。
在组织建设上，徐雷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徐雷曾以乐高作比喻，指出京东必须优化组织，“乐高的产品有几大系列，其中的零配件都可以自由组合，互联网企业最重要的是要有互联网化加强的组织结构，能够自由拼装。”他曾设想，未来京东的组织架构要能够快速的跨部门反应，优化流程、部门间互相协同。
近几个季度财报同样证明，京东在业务层面进入了一个稳健发展期。2021年，京东净营收为9516亿元，同比增长27.6%；在徐雷出任京东总裁的去年第四季度，京东净营收2759亿元，同比增长23%，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净利润为36亿元，上年同期净利润为24亿元。
要知道，去年四季度零售行业整体增长放缓，收入和净利润双双维持两位数增长的互联网大公司并不多，而京东净收入同比增长23%，净利润同比增长50%。这种财务表现与京东多年积累的供应链能力有关，同样与近年的战略决策有关。正因如此，在互联网公司股价一落千丈的2021年，京东是股价波动相对小的上市公司。
公司进入稳健发展期，是刘强东得以放心放手的重要因素，因有制度保障，即便曾经的掌舵手退居幕后，新的领军人物和新的团队，依旧能沿着既定的轨道稳步前进。
事实上，刘强东的接班人实际不止徐雷一人，而是一套班子、一套系统决策。
刘强东在卸任京东总裁之前，已经给徐雷搭好了组织班子。2019年1月，京东商城成为京东零售子集团，目前，京东还有京东物流、京东科技、京东健康等重要业务，辛利军、余睿等业务负责人也相继走到台前。
据京东此前披露，公司的80后管理者占比为91%。逐渐地，京东形成了战略执行委员会（SEC）和战略决策委员会（SDC）组建的决策班子，这套系统的好处是，既能保证集体决策，又能保持一定的灵活度。
刘强东卸任京东CEO后，除了将着眼于长期战略设计、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另一个重要职责是培养年轻领军人才，除了并未远离公司业务，刘强东同样未远离公司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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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好了领军人物，组建了决策团队，确立了决策机制，公司业务进入稳健期，是刘强东得以退出日常管理的保障，刘强东卸任CEO更重要的原因是，未来他可以更多精力放在长期战略中。
原京东商城首席市场官蓝烨曾向《财经》表示，当年的刘强东隔着雾就能看清楚路，是其极大的优点。
这种能力在眼下尤为关键。尽管看起来，互联网大公司之间的战争不再频繁、激烈程度大不如从前，萦绕在互联网公司的雾气却不见消散。
互联网行业已行至转型周期。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发展，传统依赖于流量、资本红利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互联网行业已到了非转型不可的阶段，向哪个方向转、如何转是个难题。
2016年接受采访时，刘强东就表示，互联网过去二三十年以来，全球的互联网都在追求“虚”，做的越来越“虚”。虚到一定程度，就发现大部分互联网企业，是在对实体企业盘剥，其实并没有真正给实体企业带来任何额外的价值。“但是，我们从来不把京东当做一个虚拟经济。我们坚信世界上所有的企业，真正能够活过百年的都是实体的企业。”实体企业没有了虚拟经济的急功近利，与产业链上下游伙伴之间的增长和利益分配也更加均衡，因此也具有更强的穿越周期的能力。
正因如此，5年前，京东提出全面向技术转型，要将自身的新型实体企业增长效能作用于全行业。
回到如何寻找市场发展空间这一具体问题上来，未来五年、十年，京东的增长新空间就在下沉市场和海外市场。要赢得这些市场，同样要靠技术和服务。
京东转型的基本方向确定了，那就是走技术主导的发展路线。要完成这项任务，京东同时需要一个探路者和一个直接在前线指挥部队的将领。
徐雷的任务是保持现有基本盘的稳定运营，刘强东则要跳脱出现有的视角，为京东大战略找到出口。
2018年1月，刘强东曾说，自己每天七点起床，八点半高管开会，随后开始处理内外部的会见、微信和工作邮件等，“我65岁之前应该不会（退休）。”
将CEO的职责交给徐雷之后，刘强东不必每天被日常的工作填满，得以专注于“长期战略设计、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年轻领军人才培养和乡村振兴事业”。以性格和管理风格来看，仍担任京东董事局主席的刘强东，恐怕依旧不会提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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