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五一”长假期间，两起事关上海老人的事件，引发养老关注。
5月5日，上海市黄浦区卫健委发文，前一日外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看到一则疑似护工殴打老人的视频，经确认，是该中心总院住院部患者及护工。目前，涉事护工已停职，其所属家政公司开展整顿工作，后续根据警方及区卫健委调查结果处置。
另一事件是上海一福利院在转运“死亡”老人去殡仪馆后，发现老人仍有生命体征。5月2日，“廉洁上海”公布，普陀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张建东、副局长黄耀红、新长征福利院院长葛芳等 5人，对新长征福利院错转老人问题负有责任。5人均接受进一步调查。
上海疫情下，照护人员不稳定、物质缺乏令养老院更显脆弱，一些乱象由此而生。一位曾经援助上海某养老院的受访者告诉《财经·大健康》，随着最艰难的4月过去，目前养老院内的情况已经逐步平稳，人员也开始轮换。
5月15日，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副市长陈通说，对独居老人、病残老人、高龄老人113.1万人，已经累计发放保供物资765.8万份和大量盒饭，下一步将持续推进。
从全国来看，更多老人是居家养老。根据中国“9073”养老服务规划，90%的老人居家养老，7%在社区养老，3%在养老机构。
居家养老不乏独居者，子女无法照护，只能依靠政府和社区的支持。尤其在疫情之下，缺人、缺钱让这一体系显得脆弱。养老产业，如何跨过关口？
养老院为什么在亏损
上海的一家养老院在出现多起阳性患者后，工作人员也相继有感染。一位曾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向《财经·大健康》介绍，原有的护工因感染或密接撤出，紧急招聘护工接手之初，不了解在院老人的情况，院感防控也不专业，一度难以维持照护稳定性。
好在养老院的药品能供应得上，由疾控部门直接提供，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对症治疗。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有8.5万老年人目前居住在上海840多家养老机构中。
一位长三角地区养老院工作人员表示，因为老人属于高危群体，只要区域内出现新冠疫情，该地的养老院就进入“闭环管理”，最长的一次工作人员3个多月都无法回家。
这样的养老机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失能或半失能老人，几乎人人都在服药，有人一顿要吃两三种药。“我们这里没有发生过大的疫情，不过也有一阵老人的止痛药、感冒药比较难配。”上述长三角养老院工作人员说。
非常态下的上海养老院因疫情缺物资支撑艰难，全国其他地区的养老院则困于如何收支平衡。这是经营者们致力于解决的难题，至今没有完善的答案。
“从去年6月接手15家乡镇养老院以来，我们一直在亏损。”5月10日，湖南魏源医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魏源医管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大健康》。
魏源医管公司，曾是新三板挂牌公司湖南康复（873651.NQ）的全资子公司，湖南康复作为股东之一，实缴出资额92万元。不过，在2021年7月，湖南康复已经将魏源医管公司以1元的价格转出了。
究其原因，仍在于魏源医管公司的亏损。这间公司彼时的收入规模较小，2020 年度、2021年1-4月均处于亏损状态。根据2021年6月的资产评估报告，魏源医管公司当时资不抵债，净资产评估值为-3136021.82元。
魏源医管公司旗下的民营医院，主打“医养结合”，以医疗资源支持养老。正因如此，2021年6月，该公司与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政府达成合作，接手了当地15家乡镇养老院。
在这15家乡镇养老院里，居住的大多是特困老人或孤寡老人，很多老人没有经济来源。
绥宁县政府民政部门，会给这些乡镇养老院发放一部分补贴。但魏源医管公司仍感艰难，自负盈亏有压力。因此公司将接手的15家养老院最终合并成了12家。
养老院运营的“医养结合”模式，也就是不仅要照料老人的日常生活，也要对老人的身体健康负责。老人一旦患急病，合作医院得把老人接过来治疗；对于失能老人，医院的应对策略是，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接过来做全面护理。对于有基础病或慢性病的老人，医院常年提供药物。
这些医药和治疗费一部分可医保报销，此外是自费部分。“养老院内大部分老人难以负担自费医疗，所以这部分钱也只能由院方先行垫付。”上述魏源医管公司负责人说。
他算了一笔账：当地每家乡镇养老院若想实现盈利，入住的老人需要达到35人以上。然而，乡镇人口密度低，养老院的人数实则难以达到理想状态。
城市人口密集，看似有条件入住的老人多，然而，养老机构的入住率还是低，仍生存得艰难。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养老服务业课题组发现，截至2019年底，北京的养老企业总体上还处于亏损状态：盈余只占4%，基本持平占32.8%，稍有亏损占32.6%，严重亏损占30.7%。
亏损的主要原因，仍在于入住率低。上述课题组发现，北京市只有10%的养老机构“一床难求”，九成养老机构存在大量空置床位，五成养老机构入住率不到一半。
低入住率就意味着生存难题。海外的经验是，一个养老院入住率不到75%是达不到盈亏平衡的。依此标准计算，超过60%的养老机构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方能收回投资。
以湖南康复为例，这间公司的业务是通过旗下精神专科医院、养老机构，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群、 失能失智、中风偏瘫患者等较特殊的人群，提供医养结合服务。2021年年报显示，该公司由盈转亏，净利润-12799747.43元。
呼和浩特市发改委四级调研员辛彩云说，中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约4000万。截至2021年末，中国的养老服务床位为813.5万张。两个数字说明，每五位失能半失能老人有一张养老床位。从总量上看，服务供给缺口比较明显。
一份报告指出症结所在。2021年《中国养老服务发展报告》指出，养老企业业务布局集中在高净值客群，这就导致占八成人数的中等收入水平的老年人需求被忽略，他们既不能满足政府的最低保障，入住公办养老院，又支付不起高昂的高级养老院费用，这也是中国一方面养老床位一床难求，另一方面商业养老院的用床空置率高达46%的关键原因。
“网格员”出现在居家养老
住进养老院，仅是养老版图上非常小的一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雷晓燕在走访中看到，有社区提供上门的养老服务，比如给老人送饭，帮助老人洗澡；也有类似“日托”的形式，白天老人到社区来，社区有食堂，老人在这边吃饭、活动，到晚上老人回家，或者子女住在附近接送老人，就像小孩上幼儿园一样。
中国未来将有90%的人居家养老，即使子女不在身边照护，很多老人还是愿意住在自己的家里，在熟悉的环境中养老。
在2018年末，中国的老年人口总量已超过14岁以下的少儿人口总量。一位养老行业研究人员告诉《财经·大健康》，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预计会保持年均1000万左右的老年人口增量，一直持续到2035年——届时老年人口总数会达到2.4亿左右。
在社区里，“家有一老”越发普遍。在华北和华东地区，雷晓燕看到一些社区服务对养老的需求掌握得很准确，结合信息化的方式，形成创新型的社区。
比如，社区能够实时看到老人这边的情况，有点像“网格员”，一个人可以管理好多户，一旦“网格”内的老人出现什么问题，“网格员”可以给老人提供及时的服务，能送药，也能提供其他帮助。
“网格员”，这原本是新冠疫情下催生的社区信息管理人员的代称，这类方式用在照护同一社区的老人，可形成规模效益，而且形成一人多点的工作方式，毕竟这些在家居住的老人，还不需要重度护理。
2022年，多地“网格员”还承担了当地老人的部分便民服务。2022年度的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采用手机客户端的方式认证，很多老年人不会操作。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马头镇的“网格员”上门为老人开展认证，确保老人能顺利领到养老金。
各个社区因地制宜，多种模式都在尝试摸索中，由于地区间的差异大，还很难形成标准化。
如有社区在提供的养老服务包里，包含进了金融咨询和法律服务，会邀请金融或法律专业人士，每周在社区定时定点的给老人提供咨询，做金融知识的普及，以防止老人上当被骗。
“这些尝试都是比较好的，既满足了老人住在自己家里的想法，同时养老照料的需求也能满足。”雷晓燕说。
近年来，多地开始尝试“虚拟养老院”。这种方式是创新型居家养老，由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2007年首创，主要整合家政服务、配餐、医疗保健等，在政府部门指导下建立信息化、专业化养老服务平台，通过电话呼叫、网络呼叫等方式，上门服务。
养老服务市场化运营，是解决养老院资金短缺问题的办法。“养老机构要想长期持续的经营下去，完全靠政府支持是很难的。”雷晓燕坦言。
公办养老机构一直在尝试转型。2013年，民政部开展了公办养老机构的改革试点，提出公办养老机构特别是新建机构，应当逐步通过公建民营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运营，并通过运营补贴、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公建民营机构发展。
一些公益性质的养老机构也面临市场化转型困境。一家桂林市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具有公益性质的民办非企业，它首先面对的就是收费难以启口。
“我们也想做市场，但因为机构有公益性质的背景，很多人就觉得收费和公益是有矛盾的。”上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康养部负责人说。
该机构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主任也分析，“因为是公益性质的机构，你突然间去卖产品了，很多老人会质疑我们，不是民政系统的吗，怎么突然间又要收费了?我们的市场化开展不起来。”
尽管政府投入大，民营挣钱难还待解
养老院、社区养老，乃至“虚拟养老院”，运营者们时常喊穷。真的没有资金投入进去吗？
2020年，中国共支出老年福利经费385.7亿元，养老服务经费131.3亿元。
上述养老行业研究人员告诉《财经·大健康》，发改委做的是养老服务体系的搭建，主要在设施建设的部分，对“补短板”公办兜底型的部分做了投资，对普惠养老涉及市场化部分，也会直接投资给企业。
普惠养老，是指在基本养老服务以外，面向广大老年人的、靠市场供给、由政策引导的服务。从2019年开始，国家发改委会同民政部、国家卫健委一同开展“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对纳入专项行动的项目，国家发改委给予每张床位2万元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
这一专项行动，是为了大多数工薪阶层负担得起养老。到2022年，三年来，中央预算内投资投入超过60亿元，带动全国超过30万张养老服务床位建设。
在2021年底出台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下称《规划》）中，还鼓励地方在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中同步考虑运营问题，确保后续发展可持续。并要求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国家卫健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各地的指导督促。
来自政府的大笔资金还有“十三五”期间，民政部联合财政部，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开展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每年安排10亿元，连续五年支持包括设施建设在内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自启动试点以来，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地区累计5个批次203个试点，覆盖全国60%的地级市（区、州）。
卫健系统的试点，则更偏重于医疗属性。2021年11月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北京、天津、山西等15省份作为试点，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老年医疗护理服务的地方经验和典型做法，试点时间为1年。
可是，民营养老的困境还在。对企业而言，如果仅提供养老服务，前期投入相对大，见效慢，因为老年人在服务上消费不多。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红漫看来，这意味着养老产业的供给和需求没有很好的匹配，应该更细致的关注老年人需求。
上述养老行业研究人员的观察是，服务做得好的养老企业，纯粹以服务为卖点也有不少，但只凭服务的话，其实产业链稍短，建议可以把产品、人才培训等方面逐渐叠加起来，把服务做成标准化，可推广可复制，然后向外输出管理团队，逐渐延长产业链，才有可能在各个环节中取得收益，持续运转下去。
“养老作为产业而言，还处在刚开始的阶段。”上述养老行业研究人员说，养老产业的标准，有很多方面至今仍在探索中。未来养老的产业链条如果能够继续延长，这一行业的路会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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