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人生》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品经济的活跃打破了农村的僵持与保守，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开始对一直困守在土地的农民产生强烈的诱惑。特别是在青年心中引起巨大的骚动，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及周围的世界产生怀疑与不满。
20世纪80年代，中国户籍制度清晰地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这种固态格式化的身份制度下，中国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地理景观：乡村景观和城市景观;与这两种景观相对应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生存方式、文化特征、价值观念。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差异;城乡差别。
同时，国家还通过各种举措在主观上强化这种差异。臂如在劳动分配制度上，城市工作的工人、教师、职员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有相对完善的医疗制度、退休制度，同时还可以享受国家各种福利待遇。而在乡村，农民不仅要按时按量向国家交纳粮食，在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限度地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并且，农民还要完成国家规定的各种税费。参与无偿的劳作(例如大规模强制性的农田水利建设)。而国家采取的各种政策将农民强制性地限制在土地上。这些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了农民在整个社会发展中长时间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中。因此，可以说在这种基本的身份差异之下，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对立的概念被凸显了出来。这是一个作为卑贱农民和一个高贵知识分子的对立，普通百姓和达官显贵的对立。
《人生》就是在城市的场景中展开，似乎一切都处于城市的控制下，甚至乡下人天生就应该在城里人面前低人一等。这种强烈的等级观念、城乡差异在小说中被强化。
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
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关于路遥《人生》的赏析
事实上，高加林对土地逃离与回归的人生历程，正揭示出路遥对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生命的两难抉择。在守望土地、生命接近自然性存有野性美的同时，也要承受来自恶劣自然环境、封建陈规陋习和城市人高傲所带来的深重痛苦和屈辱。悲苦不仅来自物质层面，更主要来自个性压抑、理想受阻和精神苦闷。寄身城市，固然生活环境大为改善，为实现个人理想提供了广阔天地，但也根容易滋生克南妈式的小市民心理、黄亚萍式的极端利已主义、张克南式的人格萎缩，让人倍感精神家园的双重失落。当巧珍第一次到县城去见高加林，“一进加林的办公室，巧珍就向加林的怀里扑来。加林赶忙把她推开，说：‘这不是在庄稼地里，我的领导就在隔壁……你先坐椅子上，我给你倒一杯水。’他说着就去取水杯”。这里所揭示的城市环境对个体生命的压抑扭曲，既是高加林的个人心理感受，也代表城市人作为群体，时时遭受生存环境和文明制度对个体生命的异化和弱化。
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必然是贯彻着作家的审美理想的。《人生》的审美理想并不在于为当代农村青年指出一条铺满鲜花的人生坦途，描绘一个令人神往的灿烂前景，或展示出人生荆棘丛生的坎坷之路。《人生》的审美理想主要表现在，作者通过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给人一种痛惜感，充送着一种对于变革现实的热烈的期待和深情呼唤——要避免像高加林和刘巧珍那样的生活悲剧重演，要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正视民族文化心理的衍变。高加林所具备的，正是刘巧珍所没有的：刘巧珍所有的，又正是高加林所不具备的。这是一个合理与不合理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一个现在还无法解决但将来必然要解决的矛盾。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的令人思绪纷坛的人生悲剧，但在复杂的悲剧表象下却隐约地透出生活的某种确定性。悲剧所具有的审美属性，正是《人生》具有持久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