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蛙》读后感一
莫言的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一阵热闹欢乐气息。就像你恰巧碰上了一个村庄的集市，你游走在人山人海中，即便没有人与你搭话，你也不寂寞。看小说《蛙》，就像在逛着这样一个热闹的集市，一段段情节像一个个摊位，你在人群中被推着走，眼睛、耳朵仿佛都不够用了，因为那嘈杂声、那琳琅满目的货品，密集地直朝你袭来。我本身是不太喜好这样的文字的，因为我很可能在这文字环境的感染下渐渐地就生出满心的浮躁，最后只好把它弃之不顾了;也可能在精彩热闹了一番过后，却发现自己其实什么中意的玩意儿都没买到，刚才全是兴奋着别人的兴奋。
《蛙》，首先是这个题目吸引我，不得不承认莫言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作家，仅仅是题目这一招似乎已经胜出很多“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作家们。读了全文才知道《蛙》这个题目倒不是向我一开始想的纯粹是为了卖座那么肤浅。“蛙——娃——娲”，这么一追溯，便显出此中真意了。原来小说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我不知道莫言写这篇小说的本意是为了赞扬还是批判，或是酝酿着什么更深刻的内涵。在此只想谈谈我自己看了小说之后的感受。
我以前一直觉得计划生育是一项再正常不过、明智不过的政策了。中国的人口那么多，造成了诸如资源匮乏、生存质量下降诸如此类的问题，再不限制人口，那还了得?我在家里是独生子女，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基本也是独生子女，偶尔有几个不是独生子女的，我多少忍不住在心理嗤笑他们家庭思想观念的落后。我一直以为计划生育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轻而易举就实现的事情，哪里会想到原来推行这项政策的过程是那么艰难?在小说中，在落后的中国里落后的小村庄，“姑姑”为了落实计划生育的政策，亲手杀死了2000多个胎儿，更间接残害了多少妇女的生命?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姑姑”为了忠诚的履行自己的使命，在“我”妻子家的门外对内喊话，劝说我怀孕七个月的妻子不要心存侥幸，乖乖的流产。劝说不成，姑姑便推倒邻居家的树、邻居家的墙，用这种方式威逼“我”的妻子。看看，这举动是多么的野蛮。中国人向来推崇火与剑，要秋风扫落叶般地对待自己的“敌人”，倒把个礼义廉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全部抛到脑后。这使我联想到现在社会很多政府拆迁，对于不愿意搬走的人家，就断水断电，更有甚者直接用机器推倒人家的房屋。种种行为，只要是打着国家的名义、打着为了人民利益的旗号，便都是合情合法、正义之举了。凡是与之对抗的，便都是历史的敌人，是不值得同情的顽固分子，是必然要“逆之者亡”的。
若说计划生育政策是正确的，但计划生育政策落实的手段是否正确，恐怕要大大的打一个问号。操之过急,往往会事与愿违。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思想是和我们历史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融入我们国人的血液里的，岂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可叹，一场急躁的、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行动带着火山爆发的宏大气势，吞没了整个中国，分不清这火山的岩浆里，到底混合着多少中国家庭的血与泪。
莫言《蛙》读后感二
《蛙》是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和一位日本友人，也是书中“姑姑”认识的一名日本医生出生军官的儿子的通信。书名只所以取“蛙”，实际上是“娃”的谐音。当然书中也写了蛙，那不过是对书名的一种交待而已，并不是真的要去写“蛙”。
全书通过妇科医生“姑姑”的一生，特别是她的前半生接生和抓计划生育工作，为超计划生育的大龄产妇做人工引产的悲剧故事，一方面反映了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艰巨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具体工作中反人性残忍的一面。故事的后半部是写最近一些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象当初那样偏激，但是却又走向了另外的一面，这就是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可以包二奶三奶生二胎三胎，只要交罚款就可以，甚至还出现了地下代孕公司。作者描写了“蝌蝌”本人也被不能生育的妻子背着取精到地下代孕公司生子的过程。作品的最后是用剧本的形式，表现了处于社会底层的青年妇女代人怀孕的悲剧。全书在“姑姑”痛苦的自责和认罪中结束。另外莫言在表现手法上好象受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些影响，在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的时候，他就用什么梦幻之类的来满足，比如《红楼梦》警幻、和尚、道人之类。《娃》在后面部分魔鬼法庭审判就是这样一种表现的方式。所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称他为“魔幻现实主义”。
我看到网上很多评论，说这本书是莫言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控诉或揭露。但是，我的一个感觉则是，这本书反映了作者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一种复杂和矛盾的心理。莫言今年 55 岁，我们是同年人。我们出生在上个世纪的 50 年代，正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和平建设年代，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人的生育也在这一个时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从战争中过来，他就是喜欢人多。蒋家王朝的推翻靠的是人民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是靠的人民战争。他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毛主席的观点，也正好迎合了传统社会中的中国农民。这一下好了，每一个农民的家庭，一对夫妇生育 5-6 个孩子已经为常态。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到故乡嵊县浦口镇调查发现，他自家的侄儿，一下生了 9 个孩子。马寅初深感震惊。他又到工厂调查，查阅资料，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高达 22% 。他测算，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 50 年以后，也就是 2007 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将会达到 50 亿!可是，马寅初的呼喊不仅没有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赞成，而且还被批得个半死!于是乎，全国人民就这么一路生下来，一直生到了 70 年代初期，中国人口的膨胀已经无可收拾了，已经病入膏肓的毛主席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堵吧，一直到他老人家长离人世，计划生育的政策仍然没有制定出来。到了 70 年代末期，中央才下了狠心，决定城市育龄夫妇只能生一胎，农村一胎是女孩子的可以间隔 5 年生第二胎。
但是这样的政策却是一剂猛药，农村人口可接受不了。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果没有一定的强制性，这政策也就等于形同虚设。因而很多象小说中描写的“姑姑”所做过的那样一些过激行为都 出现了。我也曾经是乡里的党委书记，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也许有的时候比“姑姑”的行为还要过激。比如把双方的父母捉到乡里办“学习班”，出门躲计划生育的子女不回来就这么一直关着。等等。应该说，作者对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是赞同的。也是蝌蝌的领导，军队抓计划生育的杨主任那句话:“计划生育就是要以小不人道换取大人道”。这就是说，个人生育与否是一种小人道，更大的人道是要控制中国人口的总量。在外界看来，侵犯个人的生育权，尤其是强制孕妇引产，这简直不可理解，简直就没有人性，简直就是对人的残忍。因此这也正是“姑姑”忏悔的原因。
一方面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支持和认可，另一方面又对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进行谴责，这就是莫言在小说中无论如何也摆不平“大人道”与“小人道”的矛盾心理。小说中很多次地向姑姑表明“这不能怪你!”但是不怪“姑姑”又怪谁呢?可以说，作者的这种纠结自始至终都贯穿在小说之中。莫言在他的演讲中多次地表白，他的作品并不为政治服务，也不是写政治，他是关注人，关注人性。可是人却生活在政治之中，人的一切行为都被政治所支配，只写人性是不够的。挪威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颁奖词是，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是对莫言小说的语言和思想的一种高度概括。由此也可见到莫言的作品并不是象他自己说的那样只写了人性而没有表现政治。我倒是认为，莫言至今都可能在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而纠结。从这里，可看出莫言是一个对祖国，对社会负责的作家。
写到这里，要顺便说一下，我在爱思想网上看到了侯明清 批判 莫言 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出卖灵魂者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他说莫言“出卖灵魂”的依据是两条，一是莫言是中党员，一是莫言手抄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不知道这两个问题和出卖灵魂怎么能够联系上去。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就不能写出好作品吗?非要是所谓体制之外的反政府的作家就能写出好作品?抄写毛主席的作品了怎么就是出卖了灵魂?我们今天安定的繁荣的国度是怎么来的?占中国人口 80% 的中国农民都清楚，是毛主席才有农民当家作主的日子啊!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想用最简单的话表明我自己的观点:在中国，毛主席的影响不是用骂声能够消除的。我们应该永远记得毛主席!这时我忽然想起，侯清明同是山东人，应该不是对山东老乡莫言取得了如此大成功的嫉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