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汝舟是明代作家徐复祚所作传奇《红梨记》中的男主人公。徐复祚在剧中第一出《荟指》中标明此剧创作的主旨是：“也非关朝家事业，也非关市曹琐屑，打点笑口频开，此夜只谭风月。”所谓“谈风月”即是指搬演才子佳人的故事，剧中主人公赵汝舟也正是这样一个风流才子的典型。
赵汝舟，字伯畴，山东淄川人。二十二岁即中了本省的解元，文采辞华，远近闻名。他也十分自信， “视一第如拾芥耳”。于是一心追求理想的婚姻。认为： “自古才子，必择佳人。” “如小生之风流才调，必得天下第一佳人，方称合璧。”
出于对佳人的追求，他自山东来到了当时的京师汴梁。他早就听人们说“男中赵伯畴，女中谢素秋”，标榜他们二人是难得的才子佳人。这句话打动了赵汝舟，一到京师，他就四处打听，原来谢素秋是教坊的歌妓， “天姿国色，绝代无双”。于是渴欲一见。他的好友雍丘(今河南杞县)县令钱济之劝他以功名为重， “岂可为莺俦燕侣三春约，忘却你鹏路鹍程万里遥”。他不以为然地说： “不要败兴，不要道学。”恰恰这时谢素秋也慕他之名，差家人平头送来一诗，约赵汝舟明日相见。赵汝舟读了诗更为谢素秋的才思所倾倒，作诗相和，明白地表示心意： “但得卷葹心不死，碧云能隔几重山?”
第二日一早，赵汝舟怀着一颗十分“志诚”的心去东院谢家。左等右等，不见有人。原来前一晚谢素秋去宰相王家应承歌舞，王黼见其美貌，欲行非礼，谢拒绝，便被强行扣留。赵汝舟身为一介百姓，无力去权相府中救人，只得天天去打听消息。这时正值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掳去了徽、钦二宗，王黼屈膝投降，并把府内歌姬送给金国的斡离丞相。赵汝舟听得此事，急忙追上前去，拦住押送的军官，追问谢素秋的下落。这时咫尺天涯，赵汝舟想见面讲一句话都办不到，眼望着车辆绝尘而去，伤心已极，从今后“怕没个千翻肠断，万遍魂牵”。赵汝舟此时还没有见过谢素秋的面，这真有些“单相思”的味道;但他态度十分真诚，丝毫没有把谢素秋当作歌妓来玩狎，而是一心地在追求理想中的婚姻。
赵汝舟以为谢素秋已被送入金国斡离丞相府中，一入侯门深似海，再也无由相见，不得不失望地去雍丘县投奔他的好友钱济之。谁知被送入斡离府中的歌姬是冒名的谢素秋，真的谢素秋被王黼府中的花婆所救，此时为避金兵骚乱也逃到了雍丘。赵汝舟不知其中底细，自不免以假为真，空自伤心一番。此为第一次“错认”。
在雍丘，县令钱济之从逃难进城人员的名单中看见了谢素秋与赵汝舟，有心成全他们的婚姻，但又担心赵汝舟迷恋谢素秋而贻误功名，于是设了一计，命谢素秋住在县衙西侧花园中，扮作园主王太守之女;同时也让赵汝舟在园中书房住下。那是一个月光皎洁，花气袭人的夜晚，赵汝舟思念着谢素秋，心神不宁，正步月园中，忽见花间似平“放出百道毫光，现出一尊嫦娥来”，就像《西厢记》中的张生见到莺莺一样，刹那间便被“风魔”了，心里想道： “就是谢素秋，敢也只好如此。”于是邀请她到书斋一叙。第二日晚，二人便相约幽会了。
不久，战乱结束，康王即位于建康，是为南宋。朝廷又要开科取士了。这时赵汝舟果然迷恋王太守之女(即谢素秋)，无心应试。其好友钱济之便与花婆定下一计诳之。花婆假作卖花婆子到西园采花，邂逅赵汝舟，从园中的红梨花谈及其子遇到一女鬼，是王太守的小姐，因相思而死。其子被此女鬼迷住，不到一月，病发身亡。所说的事处处影射着赵汝舟在西园的遭遇。赵汝舟越听越怕，想到“连宵搂抱鬼裙衩，险些儿性命因她害”，再也不敢在西园住了。独自情意萧索，别了雍丘，前往建康赴试。此为赵汝舟“再错”，错把真的谢素秋当作了鬼。
三场考毕，赵汝舟果然中了状元。他对功名本来不热心，此时更嗟叹姻缘不就。京中一些人传言谢素秋没有被金人掠去，而是寄寓雍丘。赵又碰到谢家平头，也是这么说。赵虽不相信，但一颗心却再也平静不下来。这时朝廷委派他去开封府当佥判，按理说状元可望选作升迁较快的京官，但赵汝舟却很高兴去开封，因为雍丘是开封府的属县，可以方便地打探谢素秋的下落。钱济之得知赵汝舟中了状元，一切都如他的安排实现了。不久，赵汝舟到雍丘拜望钱济之，一到便被请去西园饮酒。赵一听“西园”二字，顿时变了色，说： “若到西园，小弟酒都吃不自在了。”及至见到谢素秋，更是大呼： “有鬼!有鬼!”此为赵汝舟“三错”，是第二次错真作鬼的发展。后经钱济之、花婆解释，谢家平头作证，赵汝舟方始认了谢素秋，二人终于成就了姻缘。
对理想婚姻的积极追求是赵汝舟这一人物的最主要的特点。与《西厢记》中的张君瑞相比，他们有同亦有异。他们都是风流才子，渴慕少艾，不拘礼防，对着俏佳人留下的脚印，二人都有过想入非非的念头。但是张君瑞之成为风流才子是不很自觉的。在普救寺，偶然地遇上了莺莺，这才演出了一场风流韵事。而赵汝舟则不同，他认为才子配佳人是人生最重要的事。追求天下第一佳人，是赵汝舟这一人物在剧中行动的贯穿线。他一听到人们称赞谢素秋，便魂牵梦绕地要见她，并因此生出许多磨难。在他人生道路的天平上，功名与姻缘，姻缘的份量显然要重得多。他曾宣称： “功名怕不到手，所难得者佳人耳。”甚至斥责求功名为“道学”。他为了寻觅佳人，忘了应试;即使中了状元，也不以仕途为念，一心一意寻找佳偶。这样的人生观与处世态度体现出一种对人的生活欲望的积极的肯定，与宋明时期泛滥的理学背道而驰，是晚明时期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而涌现的新的社会思潮的反映。
《红梨记》是一出喜剧，赵汝舟这一人物也就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作者为了追求观众“笑口频开”，设计了三错的情节，但因为过分看重浮面的喜剧效果，对三错情节的开挖便显然不足，因而赵汝舟这一人物形象也就显得轻浮了些。但是在明代传奇众多的才子形象中，赵汝舟对美满姻缘的主动、积极的追求，以及薄视功名，尊重青楼女子的精神仍然有其特殊的意义，体现了晚明时期在市民思潮影响下对人生的新的认识、新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