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铜钟，张一弓一九八○年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主角。
李铜钟是北方一个偏僻山区小村李家寨的农民。他出生在逃荒路上，从小当过长工，土改时他是民兵队长，在抗美援朝时失去了一条腿。 本来，作为一级残废军人，他原可以在荣军休养所里享清福，可他硬是复员回乡当一名普通农民。互助组转初级社那年，他带上全部复员费，去集市给社里牵回了一条大牛——“花狸虎”。远近村社都知道李家寨有一个百里挑一的憨厚、正直、强悍的“瘸腿支书”。
务实而正直的性格，使李铜钟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发生在十里铺公社和李家寨的许多事情感到忧郁与困惑。被农民谑称是“带头书记”的杨文秀把种田当成演戏。大办钢铁时，他命令村村队队砸锅炼铁，吓得李铜钟屋里人连连祷告别叫炼铜，否则“铜钟”不也叫填到“小土群”里去;县委号召建丰产方，他指示丰产方一律建在大路边，粉要搽在脸上。县检查团下来，他要妇女穿古装衣，打着穆桂英“帅”字旗搞“化装劳动”。李铜钟气愤地说：“李家寨都是种地户，不是戏班子，咱不要他那花架子、木头刀。”当杨文秀提出公社一年“过江”，迎接共产主义到来的宏伟计划，并要李家寨队长张双喜表态时，李铜钟称赞张双喜那种以农民特有的机智抵制计划的发言，即使这个发言使李家寨成了右倾典型，李铜钟仍然坚决地说： “共产党为群众办事，就得石杵子捣石臼——石(实)打石(实)，不耍嘴把式。”
然而李铜钟的性格面临的不再是阵线分明、旗帜鲜明的上甘岭战役那种单纯的氛围，他面对的是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下必然产生的虚伪环境。当年土改时的田政委、如今的县委田书记被戏称是“开会书记”，在他难能可贵地抽出时间下乡时也只能“下去一条线，沿着公路转，隔着玻璃看，公社吃顿饭”。这种作风恰恰是培育投机取巧的杨文秀式的干部的温床。而且，当这种政策伴随着淫威时，那么虚伪、乖巧便会像病毒一样漫延。张双喜在接受上次的教训后，也学会了“吹牛不报税”的“发言策略”。然而吹牛的结局却永远只有一个：惩罚。张双喜因为多报了十万斤总产量，而使得李家寨的榆树皮也被剥光充了粮。当李家寨已断粮七天，连那头“花狸虎”也不得不宰杀的时候，李铜钟再也忍不住了。他虽然从杨文秀嘴里知道“眼下精神还是反右倾”，但他顶着说： “只要反右倾能反出粮食，反出吃的，这右倾帽子，我戴一万年。”如果说过去他还把这些怪事归咎于“带头书记”个人的品质行为，现在他已朦胧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责任，而是反右倾的“精神”。这是他性格的一次飞跃，而正是这种认识的飞跃，才进一步发展了他命运中的悲剧因素。
李铜钟拖着一条假腿又一次扣开了杨文秀办公室的门。杨文秀郑重地传达了新精神：迅速开展大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这至少说明上面已经知道缺粮是事实了。正视客观事实是诚实的表现。李铜钟暗暗地为李家寨人庆幸。然而无情的事实再一次把李铜钟复苏的希望扑灭。所谓代食品全是假货： “一口酥”是掺了一半玉米面的， “将军盔”则是“人吃了没一点益处，落个牲口没草吃”。李铜钟绝望了。这种绝望情绪可以使李铜钟彻底垮下，也可能使他这样性格的人突然萌生激烈的念头。小说描叙了李铜钟此时复杂、激烈的内心冲突，李铜钟强烈地自问：李铜钟啊，你能狠心地说，乡亲们啊，可怜我这个一条腿的人没能耐，请大家掂上打狗棍，自谋生路去吧。然后，你就把一级残废证装在玻璃框里，领着婆娘、娃娃，去荣军休养所要碗饭吃吧。不能，不能哩。你瘸着一条腿回家，难道是为了在乡亲们最需要你的时候抛开他们吗?
李铜钟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使他选择了一条必然给他带来严重后果而又不能不走的路。
一方面，眼下的精神是要彻底打破在缺粮问题上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懒汉懦夫思想，另一方面李家寨四百九十几口人已断粮七天，这不能不使李铜钟所选择的向国家粮站借粮的路途充满着悲壮的气氛。他不缺乏勇气，不缺乏牺牲精神，但上甘岭的一条腿使他获得荣誉和党与人民对他的信任;可是党、人民能理解他借粮的行动吗?他的老战友、粮站主任朱老庆听说他开口借五万斤粮食，就惊呼：“你是神经上出了毛病?”烈属老杠叔不也说：“咱饿死也不能动公仓。”即使在濒临死亡时，农民们仍然相信这不是“精神”的错，小说中那个老杠叔的话颇具代表性： “兴是年前风老大，电话线刮断了，上头跟底下断了线，等两天，再等两天。”李铜钟完全能预料到党与群众对他借粮行为的不理解的，这使他内心感到深深的痛苦。然而共产党员的责任、一个正直的人的良心在呼唤着他像当年在上甘岭一样奋不顾身。为了不连累朱老庆，他略带侠气地要求用麻绳捆住他，以造成“胁迫借粮”的现场;他一人作事一人当，立借条写上“违犯国法，一人承担”，还咬破食指按了一个血印。
李铜钟最终成了“抢劫犯”。当然他心里并不认为这是犯法，他也相信党也并不相信他是犯法。因此，当公安人员将手铐箍在他手腕上时，他对李家寨农民还发表了如下的告别演说： “公安局的同志是依法办案，咱得遵守章程，……我去向上级汇报汇报，过些时兴能回来，兴能赶上种秋。”然而他还是作为一个抢粮犯，却因为饥饿而昏死在审讯席上。十九年后，当田振山代表地委去李家寨为李铜钟平反的时候，他意味深长地说出了李铜钟的悲剧的内涵： “战胜敌人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战胜自己的谬误也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小说在揭示主人公李铜钟的悲剧命运时，始终在矛盾冲突中展示其性格特征，在虚伪与诚实，朴素与浮夸，正直与乖巧的性格冲突中，着力地歌颂了李铜钟的美好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在性格发展过程中，揭示了在那个扭曲人性的年代里一个正真务实、朴素无华的人的必然的悲惨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