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公昔守颖上，乐其风土，因卜居焉。及归而居室未完，处之怡然，不以为意。公之在滁也，自号醉翁，作亭琅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字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自为传，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颗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赠太子太师，谥文忠。天下学士闻之，皆出涕相吊。后以诸子赠太师，追封兖国公。
公之于文，天材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短章大论，施无不可。有欲效之，不诡则俗，不淫则陋，终不可及。是以独步当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于六经，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尝奉诏撰唐本纪表志，撰《五代史》。二书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其表、传、志、考，与迁、固相上下。
公笃于朋友，不以贵贱生死易意。尹师鲁、石守道、孙明复、梅圣俞既没，皆经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奖进文士，一有所长，必极口称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后历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宽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扬之人，至为立生祠。
昔孔子生于衰周而识文武之道，其称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虽一时诸侯不能用，功业不见于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掩。孔子既没，诸弟子如子贡、子夏，皆以文名于世，数传之后，子思、孟子、孙卿，并为诸侯师。秦人虽以涂炭遇之，不能废也。及汉祖以干戈定乱，纷纭未已，而叔孙通、陆贾之徒，以《诗》《书》《礼》《乐》弥缝其阙矣。其后贾谊、董仲舒相继而起，则西汉之文后世莫能仿佛。盖孔氏之遗烈，其所及者如此。
自汉以来，更魏晋历南北，文弊极矣。虽唐正观、开元之盛，而文气衰弱，燕许之流，倔强其间，卒不能振。惟韩退之一变复古，阏其颓波，东注之海，遂复西汉之旧。自退之以来，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为文。祖宗之治，礼文法度，追迹汉唐，而文章之士，杨、刘而已。及公之文行于天下，乃复无愧于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数百年，文章废而复兴，惟得二人焉。夫岂偶然也哉!
(取材于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注】固：班固，东汉史学家。
译文：
欧公过去做颍州太守，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于是想在那里筑屋定居。等到退休归颍，住室还未修好。(他)住在这里怡然自乐，不以为意。欧公在滁州，自号“醉翁”，在琅琊山建亭，就用“醉翁”命名。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他说：“我有《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我老在这些之中，所以自号‘六一’”。自作了一篇《六一居士传》，刻在石上，又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居士集》。在颍州住了一年后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天下学者闻此噩耗，没有不流泪哀悼他的。后因诸子而赠太师，追封兖国公。
欧公在文学上，天才有余，繁简得当，从容不迫，文字蕴藉，以义理胜，无论长短，无所不能。有想效法的，不是怪异就是俗气，不是杂乱就是浅陋，总是赶不上他，所以独步当时。就是到古人中去寻找可相比的，也是不可多得。欧公在“六经”中，擅长《易经》《诗经》《春秋》，他的见解，多古人所未发。曾奉旨撰写《唐书》中的本纪、表、志，自撰《五代史》。所写本纪，法严辞简，常用《春秋》笔法，他的“表、传、志、考”和司马迁、班固的不相上下。
欧公对朋友诚笃，不因地位贵贱或生死而改变态度。尹师鲁，石守道、孙明复、梅圣俞死后，欧公都照管他们的家庭，或向朝廷上言，让他们的子弟作官。尤其奖励文士，一有长处，必定极口称赞，生怕别人不知道。欧公前后做过七郡太守，他为官严明而不失宽厚，宽简而不废弛，吏民安定，滁州、扬州的百姓甚至为欧公生前立庙。
过去孔子生于衰败的东周却懂文武之道，他说：“文王死后，文化就没有了吗?”虽说一时诸侯不用孔子，他的功业未能在天下显现，但他的文章终不可被掩盖。孔子去世后，众弟子如子贡、子夏，都因文学而闻名于世。传下几代后，子思、孟子、荀子都成了诸侯之师。秦人虽使儒者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儒家也不能被废。等到汉高祖以武力平定天下，动乱未停，叔孙通、陆贾等人，用《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来补救政教的缺失了。这以后贾谊、董仲舒相继起来，西汉的文章，后世不能比。大概孔子的遗风，影响到了这种程度。
从汉朝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文章写作的弊病达到极点。虽有唐代贞观、开元的盛世，但文气(仍然)衰弱，张说、苏颋之流，力振衰风，终不能振起。只有韩愈变革文风，使之复古，阻挡每况愈下的颓势，使东流大海，于是恢复了西汉旧观。从韩愈以来，五代相承，天下人不知道怎么写文章。宋开国皇帝治国，在礼文法度方面，直追汉唐，但所谓文章之士不过杨亿、刘筠而已。等到欧公的文章流行天下，才又无愧古人。呜呼!从孔子至今，千百年间，文章废而又兴，只出了韩愈、欧阳修啊。这难道是偶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