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巴陵赠贾舍人》原文及赏析
贾生西望忆京华，湘浦南迁莫怨嗟。
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
乾元二年 (759)秋，李白由江夏沿江南下，往游洞庭湖。适值诗人贾至以汝州刺史贬岳州司马，李白的族叔李晔以刑部侍郎贬官岭南，皆和李白相会于洞庭湖畔的岳州 (即巴陵，今湖南岳阳)。
贾至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兼诗人。天宝末至乾元元年，贾至在朝廷任中书舍人，嗣由中书舍人出守汝州刺史，又不久，贬岳州司马。诗题中仍称贾至为舍人，是唐代士人对左降官例称前资的习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即与贾至相识。现在，两位诗人劫后重逢，感念畴昔，免不了有一番伤感。但面对浩淼的洞庭湖水，无际的楚天白云，秋霜初染的枫叶，尤其是故友难得的相聚，两位诗人总该感到慰藉吧!
看李白在岳州写的诗，他确实是形骸放浪、以诗酒自娱的。“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 之三)“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将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陪侍郎叔晔及中书贾舍人游洞庭》 之三) 表面上的放浪形骸和纵酒高歌，只是他长流遇赦、绝处逢生后参透功名富贵的虚幻，将对昏庸统治者外在的愤怨沉潜下去的故作旷达而已。这是暮年李白的颓唐，也是他对昏庸统治者的傲兀和蔑视。贾至则不同了，他曾是唐玄宗的近臣，中书舍人是专为皇帝起草诏书制命的地位很清要的官职。一年内，他先是外放，接着贬官，心情十分痛苦。他在 《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三首》之一中说：“江上相逢皆旧游，湖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风洞庭水，孤鸿落叶一扁舟。”同是泛舟，同是湖山、明月和秋风，在贾至眼里，无非都是苦愁。另外，贾至还在一些诗里反复说到自己沉重的眷恋朝廷、忆念长安的情绪： 感时还北望，不觉泪沾襟。(《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江路东连千里湖，青云北望紫微遥。(《岳阳楼重宴王八员外贬长沙》)和李白罢待诏翰林后“长安不见使人愁” 的心情何其相似! 杨慎 《升庵诗话》 说：“太白此诗 (即 《巴陵赠贾舍人》)，解其怨嗟也。”解，就是安慰、宽解。我们看李白此诗是如何宽解贾至的怨嗟的。
首句 “贾生西望忆京华”，先叙贾至眷恋京阙不能自己的心情。“京华”，京城。这里又暗含着以贾至比贾谊的意思。李白同时在另一首诗里说：“洛阳才子谪湘川。” “洛阳才子”也双关贾至、贾谊。两人都姓贾，都是洛阳人，都贬到湘川，这样双关是很妙的。二句“湘浦南迁莫怨嗟”，叙中有折。“湘浦南迁” 叙，“莫怨嗟” 转折，是诗人对贾至的劝告。前文曾说，七绝的形式通常是前两句实 (叙事或写景)，后两句虚 (抒情或议论)，在第三句处作转折。也有前三句实，末一句兜转的，如李白的 《越中怀古》;也有首句实，第二句即兜转的，如本首。这都是七绝的变调，是诗人于七绝形式上的创新。此句转折的功能在一 “莫” 字： 如果把 “莫” 字换成“甚” 字之类，则第二句仍是顺第一句而下的叙事了。
诗人既用 “莫” 字扳转，下两句就是他对贾至的宽解之词了： 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圣主” 指肃宗李亨，“汉文帝” 就是把贾谊贬到长沙的刘恒。两句说，圣明的当今皇帝对你的恩德，深过了汉文帝之于贾谊，文帝将贾谊贬至长沙，而肃宗怜惜你，只贬到岳州。岳州比起长沙，距长安要近一些，你应该感到宽慰才是，何必如此怨嗟不止呢?
这两句仍承着前两句，将贾至比贾谊，联类而及，又将肃宗来比文帝。比较起来，肃宗待遇贾至要比文帝待遇贾谊宽厚一些，因为岳州的确比长沙要近。这就是李白对贾谊所说的宽解之词。那么，贾至的怨嗟不是理应释然于怀了吗?然而，这实在全是反面文章，并不待读者仔细推敲即知。据 《旧唐书·地理志》，岳州 “在京师东南二千二百三十七里”，长沙 “在京师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岳州近于长沙二百里，这算得“恩深”吗?又，一年多时间里，贾至先由地位清要的中书舍人外放，接着又贬为几乎是闲置的州司马，这算得 “恩深” 吗?
为了宽慰朋友，李白是不是故意曲为之辞，勉强在说这些并不能宽慰朋友的话呢?不是的。反面文章是李白有意作的。这需要作进一步研究才能明白。
乾元元年贾至由中书舍人外放汝州刺史的原因，史籍几乎缺载;二年秋又贬岳州司马的原因，史籍只说“坐小法，贬岳州司马”，也很含糊。今人傅璇琮对此有考证。乾元二年春，唐朝廷集中九节度之兵二三十万人围安庆绪(安禄山儿子，杀父自立) 于相州 (今河北临漳)，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唐军大溃，损失惨重。贾至以汝州危孤，弃城南奔。这就是史书说的“小法”。从当时形势看，几十万大军已经溃散了，贾至不南奔也不行。当时据守洛阳的重臣东京留守崔园、河南尹苏震也已率先弃城南奔。崔、苏二人事后也受到处分，但不久皆升迁，独贾至远贬岳州。原因何在呢?原因在唐肃宗。肃宗即位后，军事上对外应付叛军，政治上对内排挤、打击父党、弟党。贾至是玄宗旧臣，正是肃宗排挤、打击的对象，所以对其先外放，继之以贬官。李白因参与永王璘幕的关系，被当作弟党长流夜郎。这一点，李白起初不很了然，经了流放，可能就“彻悟”了。贾至从玄宗禅位后就陷入肃宗朝臣的党派斗争之中，又是从唐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一连翻跟斗贬下来的，当然更明白这一点。肃宗待他是否恩深，也不待李白作这样的反面文章就知道。两位诗人，今天都成了肃宗父子、兄弟之间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李白表面上用 “圣主恩深”称颂当今皇帝，内里含着对肃宗婉曲而深切的讥刺，这在李白和贾至，可以说是心照不宣的。对于肃宗的打击异己，两位诗人都是如阴云笼罩心头，只是在外表上体现不同——李白旷达傲兀，贾至幽愤焦虑罢了。以李白自己对肃宗的怨嗟和不能宽解，如何肯写出宽慰朋友的话呢?
其实，李白写这首诗，落脚本不在宽慰贾至。他只是十分地同情贾至，并将这同情深沉地写出。“圣主恩深”两句，除了对肃宗的讥刺，还是他以沉重的心情与朋友的解嘲和自嘲(这两句等于说，圣主待我恩德也很深啊，他把我流放，又把我赦回来)，饱含着同病相怜的酸辛。且不说李白的作意并不在宽慰;即使在宽慰，感情上先占住了真，便是最能打动朋友的心扉的。唐诗中，有一类劝慰落第者题材的诗。打个比方吧，倘若作者自己高高地中了，劝慰落第者的话无论说得怎样高明，被劝者总感到“隔”，双方的感情未必能沟通、交流，因为作者的话很难占住真。倘若作者也是落第者，哪怕把劝慰的话转而说成牢骚话，因为情真，双方感情上却就交融了。李白这首诗，艺术上有常人难以达到之处，凄惋，深微，含而不露： 然而，常人最难达到之处，仍在感情的真。这就不是单凭艺术造诣的高低所能解决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