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广陵郑超宗圃中忽放黄牡丹一枝，群贤题咏烂然，聊复效颦遂得四首》咏牡丹诗鉴赏
钱谦益
其一
玉钩堂下见姚黄，占断春风旧苑墙。
但许卿云来侧畔，即看湛露在中央。
菊从土色论三正，葵让檀心向太阳。
作贡会须重置驿，轩辕天子正垂裳。
其二
郑圃繁华似洛阳，崭新一萼御施黄。
后皇定许移栽植，青帝知谁作主张。
梔貌花神刊谱牒，檀心香国与文章。
若论魏紫应为匹，月夕依稀想鞠裳。
其三
一枝红艳关沈香，道貌文心两坛场。
富贵看谁夸火齐? 妖娆任尔媚青阳。
开尊正鸠儿色， 拂槛偏怜杏子妆。
此是郑花人未识，无双亭畔为评量。
其四
绣毂春风羡洛阳，小阑何意见维扬。
十里珠帘回燕赏，万花红烛换风光。
竹西歌吹雷塘路，梦里华胥日正长。
如果说，欣赏梅、兰、竹、菊一类花草是从屈原美人香草的传统而来的，溶入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比较独立、清高的人格意义，而欣赏牡丹则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审美理想，溶入了传统文化中共同的希冀富贵、繁荣、国泰民安、春意盎然的思想、在历史上唐代是繁华富庶的时代，也是极赏牡丹的时代，所以对牡丹的欣赏，也是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这是牡丹花的文化意蕴，也是理解这四首诗的关键，更何况黄牡丹的颜色又是中国文化中的正色，咏黄牡丹的诗就自然围绕着以上的含义吟唱了。
第一首诗中，诗人写出了黄牡丹的高贵。“姚黄”据宋代陆佃的《埤雅》记载，是出于民间姚家的黄色牡丹。第二首诗中的“魏紫”据同一书记载，是出于民间魏家的紫色牡丹，都是珍贵的品种。“菊从土色论三正，葵让檀心向太阳”一句是指黄牡丹有菊花般的正色——黄色，有葵花般的浅红色花心，而这种色彩又与太阳有关，如此高贵的花只允许烂漫的“卿云”做伴，花中包含着孕育天地精气的“湛露”，开放在春天这个最好的季节里和玉钩堂下这个典雅的环境中。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是吉祥的征兆。诗人很快把这种吉祥联系到国家安定富庶的意义上。于是他翻用了“置驿贡花”这个典故。据苏轼《仇池笔记》记载：“钱惟演作留守，始置驿贡洛花，有识鄙之。”但诗人在这里却认为可以重新置驿贡花，原因是“轩辕天子正垂裳”，花的开放是与理想社会联系在一道的。这虽然有粉饰太平之嫌，但也反映了作者当时的生活或是一种理想。
第二首诗中，诗人把郑家花圃中的黄牡丹比作唐代洛阳城中的黄牡丹，据《洛阳花木记》“元丰初，应天院神御花圃中，忽变此一种，因目之为御袍黄。”“御袍黄”无非是最正宗的黄色了。而这黄色不仅和皇帝的御袍一样，还与皇后及贵妇人春天穿的黄色服装一样。《周礼》中说“鞠裳”是九嫔及卿妻的服装，“其色如桑叶始生，又谓黄桑服，春时服之。”如此名贵的花在广陵郑家的花圃中开放，一定是得到土地神“后皇”的同意的，而春天之神“青帝”又知道这是谁的主意呢? 这样的“国色天香”，花神自然将它刊入谱牒，花香国中也有文章流传，与之匹配的，与其是魏紫这种牡丹，倒不如是鞠裳了。总之，这首诗也是极写其高贵与奇特。
第三首诗写郑圃黄牡丹的独特性，或者说是诗人对黄牡丹的偏好。先将她同红艳的花相比，尽管红艳的牡丹有道貌文心，比“火齐”这样的珍宝还贵重，在春天里尽情呈现妖娆的姿态，但诗人在饮酒之时，拂槛之际，却偏爱看鹅儿色、杏子妆一般的黄色花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独特。诗人为写其独特，将她同广陵的琼花联系了起来。广陵的琼花又叫玉蕊花、郑花。天下独有一株，欧阳修做扬州太守时曾经作无双亭观赏琼花。(据《玉蕊辩证》)所以诗人很机智地用了这个典故，也暗合了花圃主人的姓氏。写黄牡丹的独特性倒溶入了作者的一点自赏意识。
既然洛阳的黄牡丹依照后皇的意旨移植到广陵郑家，那她也是扬州繁荣富庶的吉兆。诗人在最后一首诗中由黄牡丹写到了扬州的繁华。在历史上，唐代和诗人生活的清代是扬州最繁华的两个时期，代表唐代繁华的洛阳牡丹开在扬州，正是扬州繁华的象征，难怪要使得仙人们“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也引得神女停驻香车观赏一番。这牡丹盛开的扬州，卷上珠帘也看不尽十里春风、诗酒流连、万花簇拥、红烛高照的美景，这竹西佳处的雷塘路上，丝竹歌吹不绝于耳，这情景有如《列子》中记载的黄帝梦中游历的华胥氏之国，是一个自然、美好的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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