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语·微子》篇中，孔子及其门徒子路一行在政治游说列国途中，与楚国隐士长沮、桀溺在长江北岸今日武汉东部新洲区“问津”处邂逅，引发一场不愉快的特别对话。这次对话其实是我国古代发达的中原文化与落后的南方文化、老子道家遁世哲学与孔子儒家出世哲学，以及黄河文明观念与长江文明观念之间的一次极为难得的历史性的碰撞、冲突与交流，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桩盛举、一件大事，展现出华夏文明中心地区与边缘楚国东部文明后进地区的南北两类士人知识阶层的不同生存状态与心理，表现了中华古代文化的丰富性、层次性和地域性。这场重大的文化事件，折射出春秋楚人的鲜明性格特征：精神独立，内心强大；攻讦好勇，言激心善；卓尔不群，率真轻慢；坚守底线，自视高洁。楚国士人怪异品格与鲜明个性的形成，是由当时楚国社会经济发展地位和地方文化风俗决定的。春秋楚国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地域文化独具特色；文明进程落后于中原，礼文化尚未布达入俗；信仰鬼神，巫祝盛行；地域辽阔，豪放浪漫；狂野性，土著化。楚国文化精神核心是：爱国、尚勇、浪漫、自强。这种古代楚文化演绎出的现代版形式是“追求卓越，敢为人先”，鼓舞着荆楚儿女创新、变革，自强、有为，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独特的楚国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宝贵人文资源和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碰撞，性格表征，地域文化特色
作者简介：
夏锐：法学硕士，讲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工部，研究方向：经济、文化与大学生价值观教育；
夏新：文化学者，讲座教授，全国党建研究会高校党建专业委员会会刊《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原主编、编审。北京师范大学全国高校党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提出“中华文明再传五千年”课题。
马克思主义以为：现象是本质的外在表现，本质是现象的内在联系。春秋战国以来，在古代楚国地界上发生诸多社会政治事件和文化现象。为什么推翻旧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发生在武昌？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楚南、楚东接连爆发南昌起义、秋收暴动、黄麻起义三场武装革命？为什么红安县出了200多位将军被誉为“将军县”？为什么诗人闻一多拍案而起为民主喋血？为什么诗人屈原投汨罗江以身殉国？俗语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也是老百姓在长期的实际生活中所习得的一种经验性认知，含有片面真理。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现象只能是某种事物本质的表现，但从根本上说，其原因应当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去探求。
时至今日，当代楚人为何仍表现出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性格特征？这与古代楚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有何关联？古代楚国士人和楚国文化又是什么样的？这实在是一些有趣而难解的问题。幸而春秋时期，孔子师徒在楚国东部问津，所接触的东楚人物及情形被记录保存下来。那些楚人的鲜明性格，正是东楚地域文化在特定时期、特殊人物个体身上的集中表现，却与《论语》中出现的北方士人、陬里乡党大相径庭，大异其趣，反映了彼时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差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值得认真、深入地分析和探讨。
子路问津
一、《论语》中“问津”人物所展现的春秋楚国国民性格特点
子路问津是中国古代发生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问津”中的双方言语交锋，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北方中央发达文化与南方地方后进文化，孔子儒家哲学与老子道家哲学的一次大碰撞、大交流。这次碰撞交流，对儒道文化、荆楚文化乃至中华文化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事情是这样的。大思想家孔子于西元前551年生于鲁国陬邑，适逢春秋时代，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周“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司马迁《史记》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统一的周王朝纲纪败坏，诸侯百官纷纷自立为王，华夏大地冒出大小140余个邦国，战乱频仍，社会动乱，各国庶民生灵涂炭，知性士人心急如焚。孔子是极有担当的政治人物，他决意恢复“一匡天下”统一局面，实现“天下归仁”政治理想，变革社会现状“安民安百姓”。为此，孔子师徒四方奔走，曾历时13年，跋涉数千里，先后进入七十邦国，游说八十余位君王。其间曾欲往楚国都郢城，最远到达长江北岸，至楚国东部，即在今日武汉市新洲区邾城地界古代云梦泽的一条河边，遭遇洪水淹没渡口，一时迷失方向，即向当地“农夫”打听渡口，留下“孔子问津”一段佳话，并被孔门弟子记入《论语·微子》篇中千古流传，成为反映、研究二千多年前的楚国地方古代风土民情和春秋士人、隐者生存状况的珍贵史料。
“问津事件”出现在《论语》第十八篇《微子》第六章中，原文是：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为谁？”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尔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此章中被记载和出现的人物有两方面：一边是孔子和门徒子路、子贡、颜渊等人；一边是楚国士人长沮、桀溺。孔子和子路来自北方礼仪之邦的鲁国，属于中国主流文化中心地区。经过夏商西周三代二千余年的生长、演进，礼文化在黄河以北已有相当发展，早已深入渗透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可谓蓬勃茂盛，蔚为大观。礼文化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一个文化形态系统。孔子曾经欣慰地说：“殷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所以齐、鲁、宋是春秋文化发达区域的代表邦国是没有疑义的。
然而长沮、桀溺所在地东楚，属于南方，楚国先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所。在夏商周乃至春秋时期仍处于蛮野的文明发达滞后地带。所以当孔子、子路师徒与长沮、桀溺相遇、对话时，即发生了龃龉、误解、冲突。跟《论语》中“楚狂接舆”篇和“子路从而后遇丈人”篇相似，孔子师徒遭受冷遇、挖苦、讥讽。实际上是华夏两大古文明地区——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中原文化与楚国文化之间的一次罕见、难得的碰撞与交流与冲突，也是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两大流派的一次直面交锋交流。它应当是春秋乃至中华文明和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的一次重大的偶然性事件。可惜的是，历代以来学者对子路“问津”大多就事论事，视野褊狭，没有从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全局性、整体性的宏大视角去研究。其实，北方与南方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迥异的方言体系、人物性格和价值取向，引发矛盾冲突势所必然。问津这次文化碰撞看似偶然，但儒家、道家两大文化流派、体系的交锋、融合又是带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终于通过“子路问津”事件表现出来，深刻揭示和表现出了华夏两大文明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丰富性。
不仅仅是《问津》章，在《论语·微子》第五章中的“楚狂”人，也是一个异类。该章内容是：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这也是够怪异的。一个疯疯癫癫的人突然从孔子师徒面前匆匆而过，一边自顾高歌曰“凤鸟啊，凤鸟啊!你的德行为什么衰退了呢?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挽回了，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呀。算了吧，算了吧!如今那些从政的人都要危亡了!”幸亏孔子知识丰富见多识广听懂了，于是赶忙下车，想和接舆交谈。可是特立独行的接舆已经快步走开只留背影，孔子和他交流不及。
楚狂、长沮、桀溺，这些楚国士人就是这样古里古怪的。看得孔子师徒目瞪口呆。
子路是孔子高足、孔门十哲之一，也是孔子历时13年作政治长征游说列国始终带在身边的近侍人物，而且是在《论语》中一共出现41次的重要人物。而楚狂、长沮、桀溺在《论语》中仅仅只现身一次。但在这次问津偶遇的事件中已经充分展示、表现出了楚国隐士的人文形象和心理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