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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 “ 敬业福 ” 背后的经济学思考

毫无疑问,今年春节最热门的词是 “敬业福”,“千金难买一张福”,经过除夕一个晚上 3245 亿次的 “戳屏”,最后将近 80 万人抱走了 “五福”。

于是,有些人不爽了,替支付宝操碎了心,说 8 亿打了水漂,并戏称 “脑子吃了屎”。魏武挥看不下去了,写了篇《没吃屎》,大过年的,屎来屎去的,没啥意思。

私下也和朋友讨论了到底发多少张敬业福,会让全国的百姓都爽,这注定是一个没有最佳答案的问题,但围绕着敬业福的紧缺性,倒让我想起了 10 多年前学过的那点经济学常识。闲来无事,捋一捋。

一、 咻五福的机会成本。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经济学,那就是 “没有免费的午餐”。除夕,要为敬业福所付的那个 “费”,就是将 “傲慢的春晚” 当成咻一咻的背景音乐。也就是,忽略春晚是你为咻一咻付出的机会成本,那么这个成本到底值不值?

换句话说,如果从开始就告诉你,将有 80 万人获得 270 块钱,你还戳那个屏幕吗?

我们先做个假设,假设当天共有 2 亿人戳屏,戳中概率是 80 万 /2 亿=0.4%,我看了最新一期双色球,以四等奖 200 元奖金那个为例,共有 58348 人中奖,本期的投注总金额为 346,224,370 元,也就是 1.73112185 亿注(忽略复式投注,简算),那么花 2 元钱中得 200 元的概率是 58348/1.73 亿=0.03%,相当于中敬业福概率的 1/10。

回到上面问题,如果知道概率,除夕,你是咻一咻呢,还是花 2 元钱去买概率相当于咻福 1/10 的双色球?答案可想而知。

换个角度,对于春晚的机会成本,就是还不如把时间 “浪费” 在 “咻一咻” 上。

超级段子手王思聪也给出了答案:“今年的春晚不带上装备是没法看了,不说了,我去找我的红领巾和党徽了……” 从这个角度讲,咻没咻到敬业福,机会成本都不大,又何必在乎那 “块儿八角” 的结果。

二、比较优势和稀缺性。

每一个没咻到敬业福的人,都试图规划一下敬业福的数量多少是合适的?

继续假设,前面 80 万人对应的概率是 0.4%,如果 800 万个,每人 27 元,概率 4%,如果 8000 万个,每人 2.7 元,概率 40%,显然两块七的方案一定是较差的,那么 27 元那种呢?拿到敬业福的 800 万人在 2 亿人中只占到 4%,仍然不值得一提,有且只有 27,最后的结果是这 800 万获得者和 1.92 亿未获得者都不满意,相比较,80 万对应的 270 元相对是一种不错的选项。

这符合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因为它满足了稀缺性又并非虚无缥缈。

我们知道,人类无论是在动物性上还是社会性上,都有很多的欲望。但不幸的是,相对于人们的欲望,在任何时间点上,用来满足欲望的资源却总是稀缺的。也就是,欲望的无限性和资源的相对有限性总是不离不弃。

于是,支付宝有限的 2 亿红包和全国 14 亿人的欲望就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每个人的欲望是 10 块钱的话,那么 2 亿资金距离 140 亿的欲望就还有 138 亿的缺口,快赶上阿里巴巴四季报的利润了。

马云不是党不是国,也没有资格让吕逸涛在春晚上唱响中国梦,公共福利的事儿就不要找他了,去找政府、找民政部吧。

如果,每个人的欲望是那 270 呢?

三、权衡取舍(Trade-offs)。

因为上面稀缺性的存在,人们在行动时就必须有选择,有权衡。

设想,如果明年还是支付宝拿下春晚红包,它的权衡是什么,敬业福会多还是少?

每个人都曾面对或者将要面对各项决策,通常情况下,利益最大化是权衡首选标准,对企业来讲更是如此,当然兼顾用户利益同样最大化,则是双赢。这就是 “权衡” 的重要性。

“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史记》记载的策略成为田忌赢得赛马的关键。当没有上策时,避免下策的出现也是一种权衡思想。

如果明年,支付宝把 80 万人变成 800 万,就相当于承认了今年做法是有错误的,一定是下策,最有可能的是,人数和获奖金额双双提高,至少是在确保金额不降的前提下,将获奖人数增加,当然,比这个方案更有可能的是——不是支付宝拿下春晚,也不是微信拿下春晚,而是 “钉钉” 牢牢地钉死春晚了。

这未尝不是以 “中驷钉钉” 对标 “上驷微信” 的新 “田忌拼红包” 谋略。

无论是支付宝还是钉钉,无论是咻还是摇,抑或是钉,这都是曼昆十大经济学原理中的第一个:人们面临权衡取舍(Trade-offs)。

四、人性假设。

这似乎是哲学和管理学范畴。但这个案例中也有经济学的人性假设理论。

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是美国科学家 “道格拉斯·麦克雷戈”,主要有性恶、性善和可塑性,普遍认为,人性是复杂的,不可简单地用性善或性恶来解释。

而西方古典经济学分析认为,人都以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为目标,理性的自利动机,在客观上并不危害社会,反而有益于社会,这种主张容易导致对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否定。自私与自利其实是一对非常容易分清的概念,二者截然不同。前者是只顾自身的利益而不考虑他人的利益,而后者只强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没有他者的问题。

啰嗦这么多,想说明什么?

对于有些网络声音对五福的不满,甚至出现卸载支付宝的言论,如果卸载了,谁的损失更大呢?大部分人都会在短暂的情绪表达之后出现理性的人性体现,也就是孟子倡导的,从 “不忍人之心” 到 “不忍人之政”,即是承认人之善性乃国家管理活动出发点,也是个人行为的出发点,国家管理都是服务善者,那么在每一项活动、决策背后,都必定有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定,又怎么不会是从善呢?

支付宝在决策敬业福活动时,不可能没有假设人性问题。他们一定是从善思考,相信个别情绪之后,是绝大多数人的冷静选择。

因为,没有人对 “激励” 无动于衷,也没有人愿意对免费的 “激励” 作出普遍消极的反应,曼昆也告诉我们:理性的人都会考虑边际量的存在,行为适度才是最对的。

五、斗鸡博弈。

顾名思义,就是两只公鸡狭路相逢,谁也不服谁,就开始掐,你咬我一口,我蹬你一脚。但是,如果都往死掐,结果就是两败俱伤:这只鸡眼被啄瞎,那只鸡腿被掐折。那么,这次斗鸡即使决出胜负,也没有了意义。

我们应该感谢,微信和支付宝这对斗鸡。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竞争,才让春晚有了更多乐趣,才让互联网有了更多生机,也才让人们有机会验证自己到底敬不敬业?

但事实上,斗鸡博弈里还存在两个均衡点。这两个均衡点是以数学家纳什的名字命名的——纳什均衡点,均衡点的位置就是一方胜利,前进一步,一方退缩,做一些让步。

点不再居中了,而是黄金分割。因为两败俱伤肯定是双方都不愿意选择的结果,双方都希望能在自己损失最少的情况下得到最多。所以,最佳的结果是一方强硬小胜,而另一方则妥协小败。这时候,双方都会自觉遵守纳什均衡,这也是斗鸡博弈的最优策略。

那么,对于此次红包大战,微信和支付宝的纳什均衡点在哪儿呢?

不妨来看一下,支付宝推出集福卡活动当天,集福卡所用的 “吱口令” 就被微信朋友圈屏蔽。

春晚当天,微信对转发到朋友圈的五福采取 “仅自己可见” 的策略,微信为什么要冒着窥探和干预个人隐私的风险去屏蔽个人信息呢?这就是斗鸡中的弱者思维了,微信已经承认是弱鸡,攻不了,就在我的战场上退一步挡住你。

封杀是最不明智的选择,一是自不量力,二是自缚手脚。微信封杀吱口令、屏蔽五福,已经从战略上交出了自己的黄金分割点。

尽管,它担忧的不是社交功能被弱化,而是对手在支付领域坐大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但这种担忧从 “弱势心态” 出发的封杀动作必然是变形的,也就某种程度上成就了支付宝,让支付宝有了诺曼底登陆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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