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887年生人，他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才31岁。
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后，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被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
后来毛泽东回忆说：“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这让毛泽东的“自尊心”很受伤。这一经历，也许就奠定了他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北大受伤之际，也正是李大钊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以及《青年与农村》等文章的时候。由于李对他的关照，更由于李对他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因为有这样一个老师，毛泽东对于俄国民粹派在1874年夏天掀起的那场“到民间去”的运动，应该是耳熟能详。在那个“疯狂的夏季”，俄国有数千名大学生自愿下乡鼓吹革命。俄国的这段历史，对后来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的作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俄国民粹派是把农民视为启蒙对象的话，那么毛泽东则把这种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他很早就认为，不是农民需要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帮助，而是知识分子需要农民对他们的改造。
正因为如此，离开北大之后没有几年，毛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把知识分子归入小资产阶级，把自耕农和贫农归入半无产阶级。他认为前者在革命中摇摆不定，只能进行改造；后者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完全值得信赖。
不久，他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这样一来，就连文化知识，也成了罪恶。
他还说：“农民一向痛恶学校，……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老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俄国民粹派“疯狂”下乡，是自发的、短期的、教育农民的；到了毛泽东那里，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下乡，则是有组织的、长期的、接受农民再教育的。
毛的这种想法到了延安以后，得到进一步发挥，并且更加具体化。
1939年4月，他为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说：“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还愿意并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随后，他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再次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最后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同年12月，他又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分析说：“知识分子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是的讲话》中重申这一观点：“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版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炎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对待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的问题上，毛泽东真是李大钊的好学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