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人在自己的文章末尾附注写作时间的地方，使用所谓孔历纪元法，同时配以西方格里高利历的时间，例如西历2006年，在所谓孔历便是2558年——这是以孔子诞生于西元前551年计算的（在换算为西历时还需要在总数上再加一年，因为没有西元0年）。
我不知道这种纪元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必定是在西洋历法传入中国，而且被作为官方法定纪年法以后，才由少数人开始使用这种纪年法的。
使用所谓孔历纪元法者在这里遇到一个悖论，使用者似乎是想借助这种纪元法的使用，提醒国人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然而恰恰这种纪元法不是中国本土的纪元法，而是西方格里高利历法的派生纪元法。
中国自《尚书》记载开始，便是一个极端注重时间性的一个民族，然而中国古典的纪年方法有自己的独特体系，众所周知，干支纪年法是中国传统纪年法。这里还涉及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就是干支纪年法背后所体现的是一种天地人道轮回的观念，六十甲子往复回环、无始无终，因此古典中国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圆形的循环论，这起源于中国古人的主流世界观——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观念。这也是中国古代主流历史哲学如“五德终始说”的支柱性背景。而西方自两希文明创始以来，主流的时间观念就是线性的，所谓“时间之箭”的说法，于是他们的宗教观念里有末世论、艺术精神的悲剧崇拜等等，这也成为他们历史哲学的重要支柱。
简单套用西历纪元，兑换为孔历，其后果是制造混乱，简举如下：
1、使用孔历者的目的在于提醒国人中国文化的本体性，其基本逻辑是西历以耶稣诞生为界，所以国历要以孔子出生为界，于是这种时间兑换的本身依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对举性回应，不但不能达到使用者的目的，反而结结实实地落入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窠臼；
2、使用孔历者不清楚中国文化中的时间观念是以干支纪年月日时为表现方式的循环论体系，而不是西历的线性观念，但孔历的时间纪元法恰恰是线性时间观念的体现者，违背中国文化本身；
3、中国古代的改正朔、易服色是改朝换代时的大事，但那都是在“五德终始说”之下，对王朝正统性的一种论证，从来不曾以某个思想家的生日作为纪元标准的。
在西历被作为官方纪年法之前，中国从未以所谓的孔历为官方纪年法，因此在本国历史上就没有合法性，也没有普遍性；如果孔历纪元法应该用，那周公纪元法是不是更该用？如果将来求证出黄帝的生年，是不是索性来个黄帝纪年法呢？因此这种孔历纪元法隐含着可能的严重的纪元混乱。
孔子作为中国古典时代的一位伟大思想家、教育家，从来没有在文化和现实任何一种意义上成为类似耶稣一样的教主，他是凡人——即使被奉为圣人，孔子自己也好，后人也罢，从来没有人把他看成什么上帝之子，今文经学奉他为素王，也只是一家之言，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是什么正统观念。但是使用孔历纪元法者，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在塑造一位教主，这是缺乏远见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国不需要教主，以前没有，将来也不需要，即使孔子在世，也不会赞成把他奉为教主。中国文化之伟大正在于她没有教主，因为中国历代以来所奉行的大道是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的观念，它不是哪个具体的人发明的，而是千百年来我们祖先的生活实践和思想实践的产物。当代世界，正走在韦伯所谓的“祛魅”大道上，人类的信仰逐渐地脱离宗教形式，而要寻找更为宏大而具说服力的理论，因此，在现代科技的支持下，中国传统的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观念恰恰也许能够提供这样的信仰需求，将儒家改造成儒教的企图实在与此大道南辕北辙。儒家在被称为儒教的时候，是教化之意，而非宗教之意，与基督教的“教”含义迥异，岂能窜乱，厚诬古人？中国文化的伟大恰恰在于她的包容，其包容性原因即在于其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的观念，而不是那种像一神教一样的狭隘、排斥，中国文化在先秦时代以来一直诸家纷呈，所谓独尊儒术也只是在朝廷立学官而已，并非刈除各家不许存在。历史上虽有三五一宗的灭佛政策，但并不像宗教战争那样杀烧抢掠。中西历史早已证明，过于偏执地制造某种宗教，容易导致宗教冲突。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宗教的自然增加远不如自然减少可能更符合和平的要求。
中国传统的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论是一种雍容的智慧，其思想观念也深刻地表达在传统的历法之中。传统国历是一种阴阳合历，二十四节气属于阳历，而朔望弦的纪日法则是阴历，西方人不懂二十四节气，他们只知道春秋分、夏冬至，远不如古代中国人对于作为天时的太阳运行有更深切的了解，而阴历的朔望弦月表示法能够使得我们知道，从初一到三十日的月相变化，即月亮与太阳的角度关系。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历法在构思上是极其科学的历法。如果要强调本土文化的时间观念，那么注明年月日的干支就可以了，这样的用法一直至今未绝，孔历纪元法自以为强调中国文化本位，而实际上恰恰是臣服于文化殖民潜意识的产物。
国历丙戌年庚子月丙戌日（十一月初四）
西历2006年12月23日于追远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