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政治改革常识》
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泛指本体和作用，且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具体到政治哲学范畴，概括性而言，于政治体制、政治机制的层次上即为“体”，于政治艺术、政治方法的层次上则为“用”。以法治与人治为例，在此意义上我们否定人治无疑是正确的，前提是在什么意义上否定人治，否定人治是在政治体制、政治机制的层次上否定其。反之，肯定人治无疑也是正确的，正如光具有波粒二象性一样，权力也具有法治、人治二象性，肯定人治是在政治艺术、政治方法的层次上肯定其。
上述有关法治与人治的结论可以推而广之。其实，人文科学中许多表面上相互对立的观点、学说，凡双方俱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并经过历史的长期实践，仍对峙不下者，实际上都不过是一种体与用之关系。除法治与人治外，物质与精神、利益与道德、市场与计划、自由与专制、民主与集权、公有制与私有制等等，也都无不如此。如果从系统论的观点上讲，我们应物质、利益、市场、自由、民主、法治、公有制为体，精神、道德、计划、专制、集权、人治、私有制为用。因而，我们否定精神、道德、计划、专制、集权、人治、私有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还必须进一步懂得，是在体制、机制的层次上否定其。同样，我们从另一角度上肯定精神、道德、计划、专制、集权、人治、私有制，也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懂得，是在“用”的层次上肯定其。
这里，我且举一个抽象例子，国家权力资源的配置，从体制、机制上讲，我们必须强调肯定物质、利益、市场、自由、民主、法治；但在实际具体操作中，我们却又离不开和需要运用精神、道德、计划、专制、集权、人治等范畴的政治艺术与政治方法。政治家的常规价值或领地在于用，用是一种“小”政治智慧，具有偶然性，事在人为。至于体则是一种政治机制，具有必然性，你唯有顺从她并受其限制。体与用这两条腿，我们一长一短，所以行走不稳。大而化之我主张：独党执政，个体竞争；中央集权，地方自治；国家权威，社会自由；以行中庸之道。前者为用，是技术层面的形而下之器；后者是体，为制度层面的形而上之道。“道”与“器”的关系非常明确，道是器的基础，器是道的表现，无“此道”亦无“此器”。
不妨还举一个现实例子，去年以来“重庆模式”或曰薄熙来先生在重庆之作为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如贺卫方先生“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与刘仰先生“致贺卫方的一封公开信”就各执一端，而方绍伟先生致刘仰、贺卫方的一封公开信又说“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几乎一点没错，“致贺卫方的一封公开信”几乎无一不错，真是不亦乐乎！我则认为三位先生都“书生十足”，薄先生在重庆之作为中运用精神、道德、计划、专制、集权、人治等范畴的政治艺术与政治方法一点也没有错！政治斗智斗勇中素来智者勇者胜，他错在本未倒置，少了一点从体制、机制上强调肯定物质、利益、市场、自由、民主、法治的大智大勇政治智慧！为这种“重庆模式”叫好恐怕是饮鸠止渴，仅能痛快一时。
与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美国精神病学家卢森堡通过长期研究发现：有许多杰出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其能够同时积极地构想出两个或更多并存的概念、思想或印象，这些概念、思想或印象可以是相反的或对立的，可以同样起作用或同样正确。在表面违反逻辑或违反自然法则的情况下，这样两个或更多并存和同时起作用的相反物或对立面的表述，就产生了完整的概念和思想。他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两面神思维”，它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法则，也正好印证了本文。而此者，古人是为“权”。只不过那时的“天平”（即“权”或曰“中庸之道”）是经验道德的，现代的“天平”方科学精密（以利益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