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洛阳人，年十八就以吟诗著文闻名郡里。他遇上的第一个伯乐是吴廷尉。当时吴廷尉任河南郡守，听说他文章秀美才华横溢，顿生惜才之心，故召他至门下。汉孝文帝初立时，听说吴廷尉治绩天下第一，就将其提拔起来当了廷尉。此时的吴廷尉近水楼台先得月，积极向孝文帝推荐了贾谊，说他青春年少颇通百家之书。
孝文帝立即不拘一格把他召为博士。当时二十多岁春风得意的贾谊，是僚属中最为年轻志扬者。每次孝文帝让臣属探讨问题的的诏令下达之后，那些公卿大臣老先生们都说不出什么好的对策，而贾谊却侃侃而谈提出许多颇有见地的对策；这些公卿大臣老先生颇感能力危机，自叹不如眼前的年青人啊。为此孝文帝超常规提拔贾谊，使他在一年之中升至太中大夫。
贾谊认为汉兴以来到孝文帝二十余年，天下和洽，更应修定历法、改变服色、制定法度、确定官名、规定礼仪等等。于是他踌躇满志，全面草拟了各项具体事项的礼仪法令，提出“色尚黄，数用五”即应崇尚黄色，适用五行之说。“悉更秦之法”即把秦朝法令全部改变它。可是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孝文帝立位未久，尚未能把主要精力放到法令制定上来。“诸律令所更改，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即各项律令的更改，及列侯都要归回封国，这些动议都由贾谊首先提出。年轻气盛的贾谊，不觉间已触动了列侯等权贵阶层的利益。
当孝文帝想让贾谊居于公卿之位时，包括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重臣，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说贾谊的坏话。认为他“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即他贾谊不过是个洛阳人，年少气盛初有学识，专想大权在握，以使各类事项纷乱复杂起来为能事。这寥寥数语不要紧，孝文帝很快就疏远了贾谊，不再采用其拟议，反而让他去做长沙王的太傅。
此时离屈原自沉汩罗江已有百余年。贾谊赴长沙路过湘水，心情抑郁颇有所感，忽然想起屈大夫正直不为所容的遭遇，倍感伤怀。于是作赋悼念屈原。他充满深情地写道：“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即说唉，悲哀啊！生不逢吉祥之时。鸾凤这样吉祥的飞鸟都要藏起来或跑掉了，而鸱枭这样凶恶的猛禽却能翱翔天空。他以此喻屈原的遭际与不得志，也喻指自身之蹉跎。并发出质问：“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即说这国中朝中无人了解我啊，我一个人抑郁悲哀能与谁说呢？
在长沙默默无闻三年后，贾谊感到自己的生命可能不长了，就又作了一篇赋，对人生之不可把握大加议论。说“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即说万事万物的变化啊，本来就无休无止。面对人生的吉凶祸福表示无奈，提出“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迟数有命兮，恶识其时”。即说老天之意你不可预料啊，世道之深你也不可谋深谋透；寿数短长自有天命啊，怎能预知此生的祸福长短？
但他并不因此而彻底悲观，又提出这样的观点：“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即说天地之间就如同一个大火炉，大自然的造化是陶冶的神工。阴阳事物之间的运转就如同炭火，万事万物都是须经炉火冶炼的铜矿。天地为炉之说，本于庄子《大宗师》中提出的“天地为炉，造化是冶”的观点。贾谊又提出“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即说人生存时就如同浮游在人世上；人死去时就如同休息去了另一空间。由此得出结论“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即道德高尚的人，他不会被进退得失所累；知道生命运行规律的人，他不会因祸福无常而忧。这反映了他听天由命、顺势而生、于困厄中不自悲的心态。
贾谊太年青了。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孝文帝又把他召回来，问起祭祀鬼神之类事。一番对话之后，孝文帝乃十分欣赏他的才学和志向，又让他担任孝文帝最小的儿子梁怀王的太傅。雄心犹在的贾谊又向孝文帝提出削制诸侯势力的建议，这是一个十分尖锐而危险的问题，当时孝文帝未予采纳。梁怀王乘马堕马而死；贾谊哭泣岁余，也死。时年三十三岁。这个年龄如在现在也就是个科员而已。贾谊可谓屈原的知音和同命者，但他为官与生活的环境较之三闾大夫，已经大大地进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