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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变恶魔
一个普通的戏子一下子成为主管全国文化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特殊的年代里。这个文化部副部长就是刘庆棠。
刘庆棠十六岁时考进了东北白山艺术学校,他初中还没有毕业。
当时,东北人民解放军每攻下一个城市,艺校都要组织扭秧歌庆祝。刘庆棠作为戏剧系的学员,参加了扭秧歌演出,开始了其舞蹈生涯。
一九五一年,全国范围内选拔节目参加柏林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会,东北地区有两个民族舞蹈入选,刘庆棠参与演出的【扇子舞】是其中一个。
这两个节目都获得了金奖。回国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这批演员基本留在北京,准备组建中央歌舞团。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正式成立。
刘庆棠成为该团的民族舞蹈演员。当时,团里聘请苏联芭蕾舞蹈演员来教芭蕾舞。苏联老师根据水平,将男演员分成高中低三个班,刘庆棠属低级的第三班。但刘庆棠勤学苦练,一年半之后,他进入了属于高级的第一班。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舞蹈学校成立,由著名舞蹈艺术家载爱莲任校长。一九五六年,刚从美洲演出归来的刘庆棠听说北京舞蹈学校开设了芭蕾舞专业,也要求去学习,团的领导不同意,但他坚决要去,团领导无奈,只是放他去了。这样,刘庆棠在二十四岁高龄之际坚持学习芭蕾舞。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了实验芭蕾舞团,由被誉为“中国第一只白天鹅”的白叔湘等二十二名演员和十八名演奏员组成。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专业芭蕾舞团。实验芭蕾舞团成立后,在古雪夫等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排演了芭蕾舞【天鹅湖】。在挑选男主角王子的时候,其他几位候选人在托举女主角白叔湘时显得力量不够,唯有刘庆棠完成得较好,被选为王子的扮演者。
芭蕾舞【天鹅湖】首演成功,鲜花、掌声、荣誉也接连而来。【天鹅湖】、【海峡】等舞剧都是刘庆棠和白叔湘一起跳的。一九六一年,实验芭蕾舞团首次赴缅甸访问演出,国外观众将此次演出誉为“亚洲人的骄傲”,认为中国芭蕾舞“已接近世界水平”。实事求是地说,和白叔湘一样,刘庆棠也是中国的第一代芭蕾演员,为开拓、发展我国的芭蕾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刘庆棠也起来造反了,他振臂高呼,许多人也聚集在他的髦下,然后向院、团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发起猛烈的进攻,一时间,芭蕾舞团成了阴风凄凄的人间地狱。五十二岁的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就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受诬陷和人格污辱,回家就上吊自杀了--------
后来,刘庆棠成了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他就更加变本加厉地整人。
但是过了不久,他被群众楸下了宝座,对他进行了批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江青没有忘记她的忠实战士,指名刘庆棠上主席台,但由于群众抵制,未能如愿。会后,江青马上派人向刘庆棠安慰:不让你上台,并不说明领导在政治上对你有什么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么压力。
有了江青撑腰,刘庆棠的腰杆也硬了,他继续向江青写效忠信,自然就越来越受到江青的赏识。自一九六七年五月,江青先后六次点名逼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要结合刘庆棠。
一九六八年三月,刘庆棠在江青的大力提携下,参加了剧团的领导工作。当年七月,经江青批准,他成了剧团的主要领导。
两次吃香的刘庆棠,整起人来更加丧心病狂。他利用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和整党运动,将所谓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等罪名扣在人们头上。当时全团包括临时工才有二百四十人,却被刘庆棠一伙楸出了七十多个“反革命分子”,牛棚不得不设在大排练厅里,搞得团里人人自危,朝夕不保。
在一九七零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就多达四百余人。
由于刘庆棠誓死效忠江青,他在官场上得心应手,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一九六九年四月,他当了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一九七零年,他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一九七四年,他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二年一跃成为文化部副部长。
一九七零年元旦,舞剧团为庆贺节日,自己搞了个联欢活动,因为没有通过刘庆棠,他跑到江青那里告状,说舞剧团的人对样板戏不满,搞所谓的联欢活动,实质是针对江青同志的,江青立即下令追查,一时间,舞剧团犹如白色恐怖笼罩,搞得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
刘庆棠卖身投靠四人帮,死心塌地充当四人帮的爪牙。一九七五年九月,江青召集自己的亲信秘密集会,阴谋篡党夺权。她对刘庆棠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现在好比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现在叫他们大鸣大放,将来再收拾。
在主子的指挥下,刘庆棠立即在芭蕾舞剧团、文化部艺术局所属各团负责人会议上大造舆论,为四人帮制造新的动乱进行舆论准备。
十月,刘庆棠到上海,参与江青亲信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密谈。王洪文对他们说:邓小平这么大胆是有总理、叶副主席、李副总理的支持。
刘庆棠回北京后,立即同于会泳、浩亮在北海公园秘密聚会,传达了从上海带回的指示,并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局势。刘庆棠说:谣言有个特点,攻击文化大革命的那几个人,同时吹捧周总理、邓小平和老帅们。这事和北大、清华有关系。
随后,他们马上同北大迟群串连,用梁效的笔名搞诬陷邓小平的材料。
此后,刘庆棠又伙同于会泳等人翻印了从上海带回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准备用来批判。刘庆棠在他把持的部门几次会议公开诬陷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邓小平准备十二月份夺权。
一九七六年一月,刘庆棠在文化部连续召开会议,并奏邓小平“攻击文化部的八条罪状、攻击文艺革命的七条罪状”,并编入文化部一九七六年一号文件。从二月起,刘庆棠遵照江青、张春桥的旨意,召开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煽动“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拿出戏来当炮弹用”,并威胁说:敢不敢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
三月,刘庆棠亲自指挥舞剧团炮制了楸走资派的舞剧【青春战歌】。此后,他一面派人去各电影厂督促,一面到现场指挥。刘庆棠亲自抓了【反击】、【盛大的节日】、【搏斗】三部轰动一时的影片,旨在煽动打倒邓小平和一大批党政领导人。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刘庆棠作恶多端的日子也到了尽头。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但他执迷不悟,还异想天开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写信,表白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主观上是想干革命,极力推脱自己的罪恶。
中央组织部和文化部专案组经过反复查证,终于查清了刘庆棠的全部罪证。鉴于他在多年的隔离审查期间,毫无认罪悔改的恶劣态度,决定将他交付检察机关予以起诉。
一九八三年四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刘庆棠进行公开审判。刘庆棠对起诉书所列他的罪状供认不讳,但在做自我辩护时,他仍一如既往固执已见,强调其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忠实执行上级指示的结果,竭力为自己开脱。
经过三天的公开审理,最后法院庄严宣判:判处刘庆棠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这个恶魔终于被关进了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