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成了“三反分子”
钟锤他们成立了战斗队以后，重点讨论和研究有关教育改革的问题，也印一些文革的传单，每次印几百份，向校内外散发。由于印的数量较多，结果引起工作组的注意，工作组开始限制东风战斗队的活动，不但拒绝给他们纸张，还不许他们跟外校串连。
有一次，钟锤派去学校领油印机的同学回来了，他空手而归，说工作组不给，也不给印，钟锤开始对工作组有意见了。
有一天，他在清理父亲的学习资料的时候【父亲在单位开始受到批判】，无意中看到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翻着看，看到宪法中有一条规定，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和游行示威之自由，他觉得工作组的作法有违宪法。
这一次钟锤亲自带人去跟工作组要油印机。一个姓张的年青人说不行：“你们印传单出了事谁负责？”钟锤解释：“我们不是印传单，我们就是印一篇文章，一个呼吁书。”姓张的还是不给：“出了乱子你负得起责任吗？”钟锤拍着胸膛：“我是负责人，当然是由我负责，国家也有规定，言论自由，文责自负。”姓张的问：“谁说的？”钟锤把宪法拿出来，找出第三章八十七条给他看。姓张的是检察院的，他对法律还是比较熟悉的，看后他的脸一下子变青了：“好，你负责，你拿去吧！”
按57年反右派的作法，反工作组就是反党，钟锤成了危险人物。工作组让一帮初中生跟踪钟锤，开始整他，钟锤去哪里他们就跟着去哪里，形影不离。二十八中的第一批红卫兵都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积极跟着工作组整人，既整老师，也整学生。从此，他们把钟锤当成敌人，当成反革命，把他当成政治斗争的练习品，甚至还拿着木枪，准备对钟锤进行围攻。
钟锤很不服气：你们咋把我当成敌人？他在黑板上写着毛主席的【咏梅】诗：“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工作组，说他反工作组。
6月29日，工作组策划了一次大会，名叫全校文革辩论大会，实际上是一场批斗会。
大会从早上8点开始，由校文革的头头主持，工作组在下面坐镇指挥。大会开始时，让钟锤、候子建和另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站在前面。二中的刘江是前来观看的，也叫押了上台，给陪绑了。
钟锤他们在台上站着，前面还有一排桌子。台下的人一齐喊着：“低头啊！”但钟锤他们硬是没有低头。中午吃完饭接着开，吃完晚饭再接着开。为了表示不完全是冲着这几个学生的，工作组也把一些黑帮老师拉来示众。当时的斗争会还比较文明，没有出现打人的现象，下面扔个石头什么的，他们都给制止了。以后学校里斗老师，斗校长，就有挨打的了。
这个会从早上开到了晚上，全校3000人没有人敢不到场，红卫兵纠察队在学校里忙着赶人。当时，在礼堂前面的操场上，黑压压的都是人。在会中，有人困得睡了觉，叫醒了接着开，然后又从晚上开到第二天早上8点，足足开了24个小时，在二十八中，是史无前例的。
大会的名义上是大辩论，实际上是批斗会，工作组说钟锤他们是“三反”，第一条是反党。他们控诉钟锤怎么跟工作组对着干，证据就是那个油印机的事，这样一来，钟锤的反党罪状就跑不掉了。这二条呢，他们批候子建，说他发牢骚吃不饱饭，农村里的农民更苦更吃不饱饭，这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吗？这是很明显的反社会主义。那个团书记呢，当然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了。这样，就给齐了钟锤他们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最后，工作组宣布钟锤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不是反动学生，可能是反动学生的罪行比现行反革命分子还要重吧。
当时，钟锤在班里同学中的威信很高，他成绩好，工作积极，父母是老革命，又是班的文革主任，要搞臭他并不容易。于是工作组便深入到班里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在班里搞分化瓦解，结果把一些见利忘义的人拉了出去，帮助工作组找钟锤的证据。结果，钟锤的班文革主任换了别人，从此工作组再也不去找钟锤谈话，但勒令他天天准时来学校报到。钟锤表面上被“孤立”了。
7月18日，毛主席突然回到了北京。第二天，他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主席还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第二天，驻二十八中的工作组灰溜溜地撤出了学校，钟锤获得了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