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大趋同》是一本由迈克尔·斯宾塞著作，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235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012-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下一次大趋同》精选点评：
●不愧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佳作，在理论分析上很有说服力，虽然阅读的过程很通过，但是收益还是大大的。
●发展成长，取决于多速，风险高，管理也难，但是问题并没有超越以前。过去的经验、概念、工具虽然有用，但并不够。我需要用自己的方式通过或绕过前进道路上的潜在障碍。
●封面上的兔子和乌龟似乎预示了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发展中国家的飞速发展和发达国家的缓慢进步，最后形成趋同。这是斯宾塞的一本有点散漫的普及型读物，其中对自然资源和发展的关系的论述给人印象深刻，即自然资源越丰富往往发展越缓慢，反之，穷则思变。作者用此解释非洲贫困的原因。我表示质疑。
●核心观点是：从1950以来多速世界经济开始走向趋同，也就是不同国家经济的发展开始走向收敛，是由于全球化导致的知识和科技转让。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未必能发展好，引人思考有的时候劣势的存在更能激发发展。作者论述的很宽泛说了好多等于什么都没说，不推荐读此书，没什么作用。
●期待再读一遍的书
●理念太重
●话题太大以至于无用的书。
●乱七八糟，印度和中国给了多少钱。。
《下一次大趋同》读后感(一)：《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读后感
首先，这是一本好书，但并不是一本让很多人能够读的很舒服的书。应该说，这是一篇经济学家的散文集，针对各种经济现象发表自己的评论，但是春秋大义却隐含在里面。基本来讲，应该有下面这些：
（1）全球化是各个国家的理性选择。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利益，把很多原属于发达国家的东西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2）当前的经济危机是这种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而各个国家目前所采用的解决策略是局部最优的，无助于全球经济的再次起飞。
（3）传统G8集团制定全球规则的玩法已经不适用了，随着新兴国家的体量越来越大，未来的世界应该交由G20或关贸总协定之类的组织进行新规则的制定。要把新兴国家踢出决策层，是完全不可能的。
（4）全球化的未来是会出现超国家的组织，为全世界和全人类的福祉和公共目标服务，各个国家实体会逐渐弱化。因为，目前所有的问题，包括环境保护、经济重建、技术和信息转移、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统一的金融和汇率政策，都需要一个超国家的机构进行协调和规范。
很明显，作者是一个爱国的美国人，其中不乏对美国重塑世界领导地位的期盼和谆谆教诲。但是，作为一名严谨的经济学家，他依然表达了思索的结果：未来的世界，是一个权力更为分散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玩法会让现在的发达国家更加难受，而新入圈中的小伙伴们会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而我扒拉扒拉了下世界银行的报告，无非隐含的意思是，东亚圈、印度和巴西。
我其实对于超国家组织这点最感兴趣。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英特纳雄奈尔一定会实现。其实本书作者已经给出了最好的充分性证明，而接下来要做的是，制定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为全体人类的幸福谋求最佳的解决方法。虽然到底怎么做，我也不清楚，但是作者也说了，“未来是一个多速发展的世界，管理非常困难，但是问题的难度并没有超越人类的聪明才智。”
《下一次大趋同》读后感(二)：全球化经济下的“龟兔赛跑”
《下一次大趋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人迈克尔·斯宾塞的一部力作，它的副标题是《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为了体现题目当中的“多速”，书的封面相应的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这个寓意很明显，在未来——也包括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道路上有一些经济体快如脱兔，而有的则慢如乌龟，但是正像《龟兔赛跑》这则寓言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一样，在经济发展这场龟兔赛跑当中也有相当多的不确定因素，最后的结果也很难预测。
结果之所以难预测，是因为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本书的英文名字为《The Next Convergence》，这个Convergence译成中文变成了两个字——趋同。“趋”是动词，“同”则为动词的指向目标。而“趋”本身就代表了不断的变化。斯宾塞多次指出，经济发展一直都是变化的，现在所呈现出来的一些东西根本就是过去没能准确预测出的，而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也没有人可以准确预言。1950年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亚洲的经济发展会落后于资源庞大的非洲；1970年代，人们认为中国人无法养活自己，同样的预测也发生在1980年代的印度，但是这两只曾经的“乌龟”突然就变成了忘情奔跑的“兔子”；而在2008年之前，美国的经济形式一直被看好，一场金融风暴却把这只“兔子”变成了“乌龟”。赛场的选手位置都会变换，所以最终的输赢真的很难说。
不过，乌龟为什么能变成兔子和兔子怎么变成了乌龟还是有迹可寻的，斯宾塞在这本《趋同》里就详尽解读了二战之后各大经济体发展的脉络和特点，并归纳出哪些有利于经济发展哪些有害。类似的工作很多经济学家都做过，但斯宾塞作为诺贝尔奖得主，他的解读却相当严谨与客观，每提出一个意见都有证据支持。而且，虽然他也有他的归纳性意见，但还是对一些特殊经济体的特点提出了针对性的解读。“凡是不符合经济理论的都是错的”，这是经济学家常见的错误，但在斯宾塞这里却没有。这位美国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和公正，他指出：“（有些外国人）不够重视中国人在收入和机会增长方面的成绩。他们倾向于把这场博弈看做零和博弈，认为中国的经济成绩是通过非合作的政策（例如汇率管制）取得的。”斯宾塞是对的，因为不合作的政策也许可以取得短期收益，但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快速发展三十年，仅靠不合作的方式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对于中国的汇率政策，斯宾塞也给予了相当大的同情，他认为如果中国听任西方的要求把人民币的汇率升上去，不仅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世界经济也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后果。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是率先从危机中走出来的国家，而且带动了周边国家的复苏，甚至对欧洲和北美的经济重振也产生了利好影响，斯宾塞对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作出了肯定，他也因此要求中国能够担付更多的国际责任，但他和动辄就让中国对世界负责的其他人不同，他认为在中国有相当多的内部问题需要解决的情况下，对中国要求太多显然即不现实也不合情理。他几乎就是在大声疾呼，绝对不能让中国的经济衰退，甚至都不要放缓，否则对世界经济就会是一个灾难。这种观点显然要比那些要打压中国经济的人眼光更长远。斯宾塞也不是一味吹捧中国，他也指出中国经济的一些问题，他说中国有几座大山需要翻越：“应对（为现实持续增长而进行的）国内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挑战；主张发展的权利、而不要因单纯追求更大的规模而遭受惩罚；对全球经济平衡、稳定和治理承担更多的责任；代表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除了这些宏观看法，他的一些具体措施对我们也很有益，比如他说中国应当把巨大的顺差用于国内的基础建设以求得世界经济的平衡，再如他说中国的国企实际上是在循环投资，应该为其股东——政府分红，进而政府再把这些资本投入到国内建设当中等等。
从对中国的态度来看，斯宾塞的主要主张还是让世界共同发展，也就是“趋同”，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得很好，于是他们慢下来了，而新兴经济体还正跑在发展的路上，所以他们的速度就比较快。发达国家不能衰退，发展中国家也自有其发展的权利。作为一个微观经济学害，斯宾塞看问题的角度却很宏观，他认为世界经济不是零和博弈你少我多，而是共同发展水涨船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谁认为别人的衰退是自己的幸运，那才是真正的不幸。
对于封面的乌龟和兔子斯宾塞其实有他自己的解读：“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范围和深度都远远走在全球治理结构的前面，也许治理结构（乌龟）能够赶上经济（兔子），但是这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它甚至不值得打赌。”但是斯宾塞依然对未来抱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不管兔子还是乌龟，它们都在向前跑，且没有最后的终点。
《下一次大趋同》读后感(三)：经济危机与非合作均衡
我们都知道，每逢经济危机时，在极度恐慌的市场情绪之下，所有的资产价格都会出现大幅度缩水的现象。即使有确实优良的资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根本无法维持应有的正常价格。那么，也许会有坚定的投资者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暂时不正常的市场环境终究会恢复平衡的。所以，投资者只要坚持住，熬过现在的困难时期，将来终究会获得丰厚的报偿。
我们要说，这样的理论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种种意外的偶然因素却有可能在短期内发挥巨大的破坏力量，从而，使得坚定的投资者无法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就好像是《圣经》里面的摩西，见到了乐土却不能抵达，胜利在望却赍志而殁。
一个著名的例子，大概就要算是被誉为“美国投资教父”的格雷厄姆先生了。他的投资理论被奉为投资圣经，几乎所有的华尔街投资高手都自称是格雷厄姆的门徒。但是，在1929年那次著名的世界大萧条之中，坚持自己正确理念的格雷厄姆先生却因为自己的执著而破产了，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与无数的投资者们一样，格雷厄姆先生承受着极大的物质匮乏和精神痛苦。并且，大萧条的影响，在格雷厄姆先生以后的投资理论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记。
正像是那则著名的寓言故事里面所提到的那样，大象信誓旦旦地表示说：面前的这条小河可以轻松渡过，甚至都不会濡湿渡河者的膝盖。显然，大象的经验并不适合小松鼠。而在小松鼠陷入灭顶之灾以前，几乎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个微小的区别。
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西方国家仿佛就是大象，而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小松鼠。
经济学，做为一门严肃的科学，与其他的所有科学一样，都是建立在人类的实践基础之上的。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的发展总是要落后于经济实践的发展，只能满足于对已有的经济现象做出解释。而且，这样的解释往往是存在存在误差，甚至是愚蠢可笑的，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反复纠错。
有瑕疵的经济理论对经济实践产生重大的破坏作用，这样的案例有许多。例如说，在1997年时，西方施舍者们为危机中的东亚国家所制定的错误策略。现在再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可以认为所谓的‘阴谋论’是不能成立的。而更多地，是经济理论的发展赶不上经济实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其实，在西方国家内部，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例如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人几乎是怀有一种道义责任感要恢复往昔时日美好的金本位制，却全然不曾警觉战后的经济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随后到来的大萧条之中，当初的美好愿望却造成了巨大的悲惨灾难。在西方人看来，大萧条来临时，主要的西方国家为了本国生存而奉行的自私、冷漠的经济政策，几乎摧毁了西方的文明社会。
《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是由美国的经济学家 迈克尔 斯宾塞所著的一本经济类书籍。他曾经在2001年与另一位经济学家 约瑟夫 斯蒂格茨 一同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本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研究在经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将会走向何处呢？
作者的观点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欲图保持自己的繁荣，还是发展中国家希望摆脱贫穷，都有赖于维系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波及世界各地的经济危机却是对全球化的极大威胁。每逢此危急时刻，各个国家为了解决本国的困难，往往会实行短视的自私政策，甚至不惜以邻为壑，损人而利已。这样的做法也许会缓解本国当前的困难，但却必然会对全世界未来的共同进步产生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作者思想中有一个非常有趣之处：作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所采取的非合作均衡策略，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不符合全球化潮流的。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允许他们采取非合作均衡的策略，亦不失为是明智的作法。例如说，中国目前所实施的管理汇率制，就可以被视为是非合作均衡策略。在这个问题上，作者认为，只要中国能够在将来适时地放弃管理汇率制，则现在的管理汇率制还是可以被允许的。但是，作者也暗示，如果总是不放弃管理汇率制，既阻碍了国内的产业升级，又会妨碍国际贸易伙伴的利益，就是十分不明智的了。
对于这个观点，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是，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机呢？所谓“非合作均衡”，那么，多大程度的不合作，是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极限呢？也许，国际社会的容忍程度，就很类似于便携式灭火器、或是救生艇之类的应急设施。只有在真正需要时，我们才会发现，这些应急设施是远远无法满足紧急需要的。
例如说，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东亚金融危机时候马来西亚的临时措施、以及第一次用通货膨胀来对抗经济恐慌的策略，这都被当时的主流经济学观点视为是离经叛道之举，遭到了严厉的抨击。如果当时的实践者们没有胆大妄为地违背了当时的一切理智建议，则无法使得他们的国家在金融灾难的打击中幸存下来。
所以，如果我们不学习前人的智慧，譬如盲人摸象，就永远不可能认知事物的真相；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摆脱前人成见的束缚，譬如刻舟求剑，又会在不疑难问题间错失事物的真相。
《下一次大趋同》读后感(四)：走向趋同：从新兴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
2008年的那场金融大灾难还未使世界经济从萧条走向复苏，围绕着金融危机的大讨论也并没有结束。美国经济学者前期专注于金融危机产生的真实原因，皆在于批判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制度上的迷失，如今，他们开始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了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他们担心的是，这些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趋势的是否会取代美国金融霸权的地位，成为全球经济的“新秀”？
近些年来，研究新兴国家经济发展趋势的经典著作层出不穷，《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一书是其中的一本。本书的作者迈克尔.斯宾塞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在研究“存在信息差距和信息不对称从而影响市场表现的市场结构”上有重要贡献。《下一次趋同》一书是他在经济增长和发展委员会任职期间，关于发展中世界经济高速增长和全球经济迅速变化的研究总结。
本书的论点在于世界上第一次持续加速的经济增长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发达国家，影响的群体只仅仅有15%，而二战之后的第二次持续加速经济增长是在人多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世界经济逐渐走向趋同，最终可能达到全球的75%，或者甚至更多的人口走向发达国家。为了研究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能够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作者首先回顾了过去50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的现状及其原因，他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新，是创新的机制带到了技术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意味单位生产成本的降低，商品也就在潜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当然“获得他人认可和尊重的渴望”的市场激励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书的第二部分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他认为促使增长模型扩散有两大因素，一个是“为什么现代化和增长的快速扩张进程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另一个是要像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发展中国家应该做些什么而不该做些什么？对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是经济的全球化，简单地说是知识、技术和创新的传播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这种方式被称为追赶性增长；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认为，对市场的激励机制、持续的结构性变化、人力资源、公共投资、城市化等因素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需要的关键性内部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包容性和公平性也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考虑了政府无法替代企业家的重要性及其创造机会的公平性。这些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相反一些经济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尚未找到经济持续增长的模式，也就是说，它们在这些因素上明显做得不够，或者说，它们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事实证明，一味地依赖于自然资源丰富程度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是无法获得持续性经济增长。
作者在本书中不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后果也有独特的研究。金融危机否定了“以自我调节能够产生稳定影响的强假定为基础的轻度监管模式”，严重地说，“并不仅仅是金融体系的失败，而是以整个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失败”。但作者认为，如此轻易下结论为时尚早，金融体系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实体经济大厦的倒塌，资本主义的一些激励机制依然有效。接着他提出了金融危机对发展中的后果有两点：全球金融体系周期性的不稳定；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非合作均衡或非均衡所造成的结构性失衡。
为什么金融体系会产生周期性的不稳定呢？这是因为，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放任不管，导致金融市场无法提供有效信号。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可以追踪到危机前金融状况良好时的银行过度信贷扩张和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当经济状况良好时，这种假象会被非理性繁荣所屏蔽，当经济运行到无法承担过度信贷扩张和风险承担时，金融体系的破坏性会加速度地显现出来，从而导致全球金融动荡、经济恶化。这种特征在金融学上称为“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金融市场的非均衡主要还是储蓄和投资的失衡，正是发展中国家利用高储蓄购买外汇储备导致贸易顺差，才自我保护地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这种方式也间接地加快了贸易保护主义，这与全球性的包容性和公平性有些矛盾，因此作者强调，要想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还需要配套的结构转变。
新兴经济市场虽然已经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依然艰巨。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作者讨论了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一系列问题，他首先分析了各个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及其面临的挑战，然后解释了自然资源、技术、经济、治理等要素是否依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他认为，从面前的局势看，全球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要想尽快恢复全球需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当重建一个包容、温和、务实的议程，通过合作性的问题解决方式来解决目前的困境。同时，他的观点和马特.里德利在《理性乐观派》一书一样，对未来经济增长充满乐观，尽管“未来是一个多速发展的世界，管理非常困难，但是问题的难度并没有超越人类的聪明才智”。
本文发表于《中国证券报》2012年4月14日
Y：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 迈克尔.斯宾塞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年2月 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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