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史探》是一本由田余庆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3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拓跋史探》精选点评：
●以前是学隋唐的，读北朝史还是感觉很有难度
●2020年新年第一天读完。佩服田余庆教授能在有限的史料中整理出这么多的内容，读完收益颇多。但感觉还是要配合《魏书》才能完全读通，等有空吧。
●经典重读。勾勒政治线索，再铺展到民族与社会层面，与相似思路下的其它作品相比，田先生的论述既有分寸感（比如部落离散相关考察），细腻的分析又不会给人太多“删繁就简”、“后见之明”的印象。我们能够在本书延长线上做的，大概是更自觉地用“政治体”的眼光来审视“乌桓”与“拓跋”了吧。
●学习之
●今之视古如此，后之视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田余庆先生暮年的作品，在田余庆先生的三本书中算是最难读的了。
●肯定没探微好呀。
●2月作入门书初读的时候不少头绪没有理清。9月趁关注北魏前史之际重读，收获很大。
●电子书。写得太好了。读了此书才知道什么是历史学家应该做的事情。子贵母死和代歌代记两篇反复看了几遍，乌桓共生因为学力不足还看不太懂
●且不管考据结果是否特别特别可靠，哪怕把本书的结论当做小说，那种将读者带回一千六、七百年前的边塞纵横驰骋的魅力，也足以让人心满意足了。
《拓跋史探》读后感(一)：文明和野蛮
田余庆先生本书中“子贵母死”是拓跋君主们在用“野蛮”的手段导入“文明”的观点让人脊背发凉。纵观人类文明史，确有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但岂有用野蛮的手段导入文明的道理？文明的确脱胎于野蛮，但正是因为人类从野蛮中抽离出来，采用的文明的手段，才能从野蛮走向文明。有时会忍不住想，充斥荧屏中的各种宫斗剧宣扬的“要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的观念是否以这种用“野蛮”的手段可以导入“文明”为指导思想？
五星
延续田先生一贯文风，读来荡气回肠。我读史论史向来遭人耻笑，读之录之，敝帚自珍耳。
关于“子贵母死”制度。代北拓跋氏开国前的一段历史，道武帝拓跋珪防止外姓干政采用“将立其子而杀其母”的残暴制度，且此制度与北魏政权相始终。
神元帝力微元年，庚子，公元220年，曹操 死，曹丕建立魏国的年头。在北中国，则是进入匈奴gu地不久的鲜卑拓跋部的始祖神元皇帝讳力微初立之时，自此，拓跋力微继为鲜卑拓跋部落酋长。其年，力微兄拓跋匹弧与其弟分裂，带领一部分部族成员到西部的西平地区，即今青海省西宁一带发展。这也就是《魏书·序纪》所谓“西部内侵，国民离散”。此后，力微无以自立，乃依于今河北中北部地区的没鹿回部大人窦宾。窦宾本姓纥豆陵，其族人入魏后改为窦氏。
在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过程中，残酷的暴力是催化剂。
2019.12.29
《拓跋史探》读后感(三)：从野蛮到文明
田先生的三本专著，《秦汉魏晋史探微》是史论集，跨度长，新意多，最为好读。《东晋门阀政治》叙江左一朝士族门阀兴起与衰亡，考证详密，逻辑严谨，建国以来最好的史学作品当推此书。我早闻先生还写过这本论北魏拓跋政权起源的《拓跋史探》，一直想拜读，可惜绝版已久，去年才偶然发现三联书店已再版，遂购之。由于所知浅薄，书到手之后读了几页就打起了退堂鼓，看不懂啊。直到一月份读罢《通鉴》的《晋纪》对北魏拓跋政权的兴起有了粗浅的了解后，我方才再次打开本书，一日一夜读毕。先生有求知之心，年过七十的他接触学术研究中较为陌生的北魏史，在自己的人生暮年考察北魏之兴起，力图给“子贵母死”制度做出合理的解释。百年来拓跋部落政权更迭频繁，母族势力屡屡干涉其中，道武帝自小经历坎坷，成年之后为了成就北魏帝业用武力离散与拓跋部通婚的贺兰、独孤、慕容部落，并且不惜逼死母亲，杀死妻子，创立“子贵母死”的制度……研究愈深他越迷茫，野蛮制度孕育文明，古今之“礼”皆是从残酷的暴力而来。当我们世人看到各自的文明、各自的政权在初生的阶段都有着一段“国恶”，我们该是坦然面对，还是为尊者讳呢？ 在内容上本书主要分三个部分，一是“子贵母死”制度的形成演变考；二为拓跋与乌桓在代北地区的共生始末；三为“国史案”的再探讨。北魏之世系，起于神元帝力微，力微传说为“天女所生”，生母不明。力微本人又杀其妻窦氏，此后拓跋部落一直到道武帝拓跋珪一百多年间并未发生“子贵母死”之事。道武帝法于先祖杀妻逼母，意在驱除后族势力，完成部落到帝国的转型。明元帝的母亲刘夫人出自独孤部，道武帝破燕后娶慕容宝之女为后而不立刘氏，也是出于遏制独孤氏的考虑。道武帝母族贺兰，妻族独孤、慕容都是道武帝权力之路上的对手，道武帝在晚年将这三个部族离散，剪除他们的威胁。离散部族和处死储君生母缺一不可，不散部族而杀人势必引起动乱；不杀人而散部族，皇后为皇太后时必重用舅家，部族将散而复合。道武帝深知掌握了权力的母后又倚仗部族，她操纵朝政使诸子次第为君将会使国家政权陷入动荡的危机。拓跋百年的历史是这样，冯太后利用这一制度漏洞立一帝废一帝是这样，后世之娄昭君也是这样。田先生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论述“拓跋屡代强后及后族干政引发动乱的惨痛教训。”为了实现帝位的传承有序，道武帝选择用野蛮手段来产生文明。他晚年嗜寒食散，喜怒无常，母亲死后他才能称帝完成真正的霸业，权力使人性沦丧，权力让人疯狂。 乌桓问题是对“子贵母死”的补充，二族长久居住在代北地区，共生共存。此章叙桓帝祁后和平文帝王后这两位“强后”对王位继承的操弄及拓跋百年政局，内容较乱，田老暮年挑战此问题，确实是有点力不从心。国史问题是在周一良先生对“暴扬国恶”论证基础上的再讨论，用修史一事借古讽今。邓渊、崔浩被道武帝、太武帝祖孙所杀。统治者故作姿态要求史官“直笔”，成书之后又说他们“暴扬国恶”，流毒之深远，至于今日。田先生在这一篇中说: 开局修史，不但当局有所标榜，有所避趋，史臣也会有所迎合，而执事者又求迎合史臣。崔浩总裁史事，首在破邓渊狱后史臣裹足局面，一切惟“务从实录”是崇，显示自己忠于太武帝的付托。而竞趋之士又为了迎合崔浩，以国史刊石立衢，“欲彰浩直笔之迹”。古来权势宠幸者于臣君相与之际，有时未达一间，酿成事端，自贻伊戚。智如崔浩，也不免忘乎所以，竟不思伴君伴虎之谚。所以高允议论崔浩国史刊石诸事，竟说出了“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的重话来。崔浩希君之旨，以实录为依归，以直笔相标榜，终于栽倒在直笔之下！他可能至死也未曾明白人主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直笔。人主的复杂心态使希旨者祸福无常，给史学造成祸害，问题不正是出在“分寸之间”吗？ 我真切希望今后修史者、论史者、读史者都能“直笔”，都可以不在乎那“分寸之间”。
《拓跋史探》读后感(四)：内事之机，外事之遇 ——拓拔氏成长发育思考
田先生所著《拓跋史探》一书内容充实，考证严谨，通过论文式钩稽立意，对拓拔氏早期代北成长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究，作为外行，读起来难免有些囫囵吞枣，费神费力。然北魏将近150年历史是从其部落联盟完整转换成封建君主制，通过汉化和汉人的努力，自身的文化融入，成为稳定的中华地区北部统治阶级，这让北魏史在一定程度上明朗起来，同时也让原始的拓拔氏在代北时期较为荒蛮的历史线索更加模糊，史家在文明时代回顾自身，难免有遮羞掩饰之举，又代北时乃结绳记事，鲜卑语不成系统，战乱动荡时期，让这部拓拔史（盖代北早期史）更加珍贵。 前文论述，正因为史料缺失，同时重大历史问题已经在史学家放大镜下曝光阐述已无新意，重新寻找切入角度，微观里破解原来不曾重视和解释的难题，这是本书的初衷。 正因如此，本书相比《东晋门阀政治》在书写逻辑上显得没那么流畅，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不是一本按时间论述的通史，而是在已有脉络偏题下的若干问题探索，也因此存在补证，附录等后续修订完善材料，同时在代北与乌桓共生关系一章和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章节上论述有些赘余，但相关问题和原本就无探索能力知其存在问题均已明朗，就像推开一扇密室门，得知里面仍有宝箱，得此秘宝，当回首稳固基础，探寻“门”之所在。 以上是前言，作为对本书形式和探索方向的感悟，回到内容，在孝文帝汉化改革改姓元后，迁都洛阳，北魏拓拔一族朝着封建文明大胯步迈进，且不论期间成败得失，在此之前乃至道武帝拓跋珪之前，乃是本文论述重点，而涉及制度问题的延续，则囊括整个拓拔氏发展史。 拓拔氏源起东胡，分解成鲜卑和乌桓，拓拔属鲜卑，同根的乌桓因此在同南下后，由东汉至西晋，期间杂糅相融，共生于中原之北。不同于华夏中原，至汉代晋朝几百年发展，封建体制已完善，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华夏文明蔚然大观，而拓拔氏地处偏远，在漠北地区草原尚为弱势，独孤乌桓和铁弗相继统领诸部，协调北方。拓拔氏最终完成北方统一，是历史使命和内外机遇的完美结合。 一、内部机制的自我探索 拓拔相比中原尚处野蛮，胡人传统虽骁勇善战，但无完善体制，只能成为乌桓式雇佣兵。制度是文明的直观体现，道武帝建国后追述二十八帝中多有杜撰，其追述之多，历史唯一，这也正反映了拓拔氏的成功正像是一朝脱变，脱离部落，接纳制度，参与历史游戏时的不自信。 其不自信正是源于拓拔制度的混乱，只不过其相比乌桓以长着为姓，蛮荒无序更具先天优势。早年祖先无可考据，神元帝拓跋力微一般被称为拓拔氏祖先，其继任时间约为公元200年，至拓跋珪登国元年（386年）称帝，其部落联盟的成长发育历经186年，比北魏历史要长，代北地区的诸多行事将成为北魏成功和衰亡的佐证和预示。 神元帝力微死后二帝皆为神元帝子（沙漠汗于力微前被害为追尊），至思帝拓拔弗死后，拓拔部一分为三，各自统领，而其后的兄终弟及和轮番复辟的上演其中自然有母系部落的直接影响。 母系部族的强大原因是拓拔十九姓皆为同祖，因而通婚必外族，因而我们熟知的祁后，封后，兰氏，贺兰部落，独孤部落，慕容部落等先后以母系外戚的身份直接参与拓拔氏的发展，这是自身制度混乱，落后而无法挽回的现状，至于道武帝使用残忍手段突破这一局限，是封建转变的必然。 “子贵母死”制度是拓拔稳固子传，排除干扰的突破。其是残忍血腥的，也是胡族思考方式的结果，这是上百年母系强大，继承混乱造成的拓拔氏外力不足的根本，拓跋珪不突破此，北魏无法长存，在历史非常阶段使用干脆，冷酷的手段让北魏走向成功，同时也因为“子贵母死”让北魏走向灭亡，历史的巧合嬗变自有轮回戏剧效应。 本书前期论述两大问题即:“子贵母死制度”与拓拔氏与乌桓的共生关系皆关乎内因。 “子贵母死”虽源起拓跋珪，但内生关系上早已有之，母系氏族的强大已经成为影响拓拔正常发育的决定因素，因此拓跋珪制定此制度同样回视了多年前代北地区因母系干预，政权交接的无序，因而拓拔只能依附西晋，直至十六国亦无代国，拓拔什翼犍建国五十余年，一朝得灭，归根到底仍是代国仍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同时地处偏隅，只能自保而不能外拓，那么早于代国时的代王时代，陷于内乱，无暇审视差距，权力集中在母系手中，所以穆帝即使统一三部，死后仍由祁后掌权决定继任，此后烈帝与炀帝的争夺亦是新旧双方代表的不同部族的斗争。 厘清缘由，总结来说是代王时代处于母系干扰自身混乱，代国缺乏系统和内生动力，这让拓拔无法跻身十六国行列，甚至无法自保提供了原因。 道武帝幼年随母先后逃独孤和贺兰部避难，受尽母系部族和外部干扰带来的困窘，重称代王后，他审视前人，孑然一身，用最根本的方法使拓拔氏迅速崛起，那就是离散部族，子贵母死。母系贺兰和妻氏独孤是对外前的内外阻扰，母系干扰又来源于部族强大，离散部落（征讨和纳降）和子贵母死一举解决拓拔氏内在问题，在十六国将倾，前秦没落，崛起的历史机遇面前，拓跋珪优先解决了内因。 乌桓部落长期与拓拔杂居交融，总体处于较为和谐关系，一方面是同属北胡，一方面是姻亲关系，早期乌桓处东，与昭帝多有接触并无影响大局，后期乌桓较拓拔强大，通过前秦和前燕、后燕等牵制，作为统领北部代表，自然无所争斗，至于拓跋珪肃清道路，突围成功这其中又是外部因素原因，后文论述，总之，乌桓作为代北共同成长的部族仍属于在机遇时期继续支持的关键性内在因素。这种成长是长久的，互相的，乌桓本身的制度建设决定了其不可成为建国称制的一股力量。 二、外部机遇的历史巧合 田先生在拓拔氏与乌桓在代北的共生关系一章中论述了前秦政权和前燕的并存关系，这是早期，在我看来，后燕在拓拔后期建国和内部环境的整顿上同样有巨大影响。这其中有地缘战略考虑，又有历史因缘际会的巧合。 前人无法在纷杂的历史脉络中审视自身在历史潮流中扮演的角色。后人同样无法感同身受抉择的缘由和困难。 前燕兴盛在右大有统一北方之势，其主要对手仍在西方前秦，代北之中乌桓在东与慕容接壤，拓拔弱势本不成威胁，又有乌桓成屏障，直至匈奴贺赖头来降，前燕用匈奴守云中以防西侧乌桓，这时，乌桓威胁仍在拓拔之上。 早期拓拔内乱，前燕居东扩张，在晋人南渡，畏首畏尾不敢北望时，前后赵相继，后赵混乱，前燕自然南下，再向西扩张，关中前秦威胁自然比拓拔大，何况匈奴来降，镇守云中，足够成为屏障。对于前燕来说，拓拔因地理位置和自身实际原因，同时与胡人南下争夺中原的契机结合，让代国可平稳自保，形成有生力量。 可惜拓拔什翼犍并未发展成功，偏据北侧，始终受到周边力量钳制，年老身死，代国一举被前秦所灭。 前秦并未重视代，代国时最后一个被灭的，不是因为强大，而是其力量孱弱和位置的弱势，苻坚只是统一思想的驱使下，灭前凉后同年出兵顺便灭代，拓拔什翼犍年老，代国无力抵抗。 苻坚其人，虽为胡人，但大有儒家之风，为人仁义，宽容大度。这成为他处置拓拔的因素之一，同时氐族人数少，苻坚只能利用前燕的手段，通过铁弗和独孤氏分统黄河两岸，留下了原有的有生力量，这是苻坚作风，对待叛乱他同样不忍杀之，况且，苻坚迫不及待的在王猛死后南下伐晋，这是汉族自古的统一思想在这位氐族领袖的脑中形成的儒家传统思维，他无暇顾及覆灭的拓拔，宽容大度性格让他没有置拓跋氏后代于死地，同时，氐族统治整个北方，所有胡人蠢蠢欲动，自身改革带来的叛乱和新被统治阶层的不稳定，让苻坚感到形势迫不及待，历史驱动着他带着看似强大的前秦铁骑滚滚向南，这是结局的悲凉也是选择的无奈，前秦的内部因素并未稳定，成为了他失败和迅速让北方重回混乱的因素，这也是拓拔氏的前车之鉴。对于前秦，对拓拔几乎是忽视的态度，国之大，历史使命，民族融合，改革的延续性，太多问题的重要性强于轻松灭亡的代国遗孤。 前秦淝水败回，北方重回纷乱局面，后燕强势崛起，前秦陷入和后秦的争斗，慕容垂战神不败，孙女为拓跋珪皇后，此时处于拓跋珪肃清内部，外联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姻亲后燕提供了巨大力量，出兵援助拓跋珪解决母系部族问题，对于慕容垂来说，北部由自己后辈姻亲统治会比乌桓来的稳固，此后慕容家族陷入传统的分裂内斗中，让北魏在内外因素解决的前提下逐步对后燕形成包围之势，又因慕容垂自身后代继承人抉择失误，致使参合陂之战一战覆灭。后燕因为姻亲原因成为北魏崛起的关键性力量，又因自身内乱，将北边统治权力转手北魏。 在宏观视野里看，同样是因为北魏拥有独一无二地理优势，在解决自身问题后，偏隅不在成为劣势，而是一种凌空俯瞰之势，北部接壤各国因为私人恩怨战乱不断，各个势力不断崛起，不断分化弱化北方整体实力，在无前秦自身改革力度的前提下的各国，无法通过战争角逐出更为强大的统一力量，而静待北方的北魏通过改革，避战，优先获得发展自身机会，这在十六国后期是难能可贵的，同样，此时的东晋再无北伐力量，70年的无战局面在门阀政治里苦苦寻找稳固自身，皇权突现的时机，因而南北的和平，再无南面为统一东晋，自身腐烂更迭，北方多方政权，通过前秦的统治而又分化分裂，无南面威胁，自然在新生政权不断并立，自身矛盾并未解决的时期，让东晋以北，北魏以南处于忙乱，蛮乱的总体局面。这在宏观上为北魏的崛起提供了必然条件。 本书同时还探求了北魏早期国史混乱和墓碑考证带来的资料补充问题。在现有的史料中做到了严谨考证的结论。 拓拔氏通过前期一百余年的内乱和部落干扰，在纷乱的历史机遇中，抓住唯一契机，道武帝是缔造者也是潜在覆灭者，只不过在必须要崛起的使命中，做出那样的抉择，是野蛮的选择还是机遇的必然，这不重要，北魏实现了统一，让它完成了成长发育的终极形态，至于汉化后的封建发展，这是每个朝代所要面对的不同问题。拓跋史探9.7田余庆 / 2019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拓跋史探》读后感(五)：在题无剩义处追索—胡宝国
本文为胡宝国先生写的一篇《拓跋史探》的书评，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兹录全文如下：
田馀庆先生新作《拓跋史探》已于2003年3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二十四万字，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北魏子贵母死制度与离散部落的关系。第二，拓跋与乌桓共生的问题。第三，《代歌》、《代记》与《魏书》序纪的关系。我认为，其中第一部分是全书最为重要、最为精彩的部分。以下的讨论主要围绕这部分展开。
关于北魏子贵母死这一现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赵翼说：“立太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也。”(1)周一良先生说：“拓跋氏入中原前之旧制，凡其子立为太子者，母妃先赐死，至孝文帝母犹因此而被杀。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未闻有此风俗。且游牧部落亦不如封建王朝之易于发生母后专权之例，其来源尚待研究。”(2)韩国学者朴汉济对此提出过一个解释。他认为，子贵母死既非拓跋旧法，也非汉制，而是北魏胡汉体制中的特殊事物，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皇权。（朴说见田书所引）这个解释是不错的。
关于北魏离散部落，《魏书》中一共有三条记载。《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魏书》卷一○三《高车传》：“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魏书》卷八三上《贺讷传》：“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对于道武帝离散部落，分土定居之举，研究者多从拓跋社会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变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求得解释。这个解释也是不错的。
总之，不论是子贵母死，还是离散部落，都是老问题了，而且也都有了不错的解释。不过事情常常是这样的，不错的解释往往对我们妨碍最大，因为它使得我们有理由停下来，不再进一步思考。田馀庆先生的可贵之处却恰恰是不满足于此，而是按他惯常的思考习惯，在一般人停下来的地方继续穷追不舍。他指出：“拓跋鲜卑，相对于先后兴起的其他胡族说来，是一个发展缓慢的部族。东汉桓帝时拓跋南迁，‘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群体庞大松散。汉末建安年间拓跋诘汾再次南迁，部落联盟更扩大了。《魏书·官氏志》所谓‘七族’、‘十姓’，是拓跋部落联盟新形成的核心，血统亲近，‘百世不婚’。拓跋部作为联盟领袖，其后妃必取之于七族、十姓以外的部落，其女子也必于七族、十姓以外择偶。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出现一些与拓跋部世代为婚的部族，形成与拓跋部的特殊关系；由于君权不张，拓跋后妃也就自然而然地居间起着联络作用，甚至有可能成为维系拓跋部落联盟的关键人物。”(3)在本书的另一处，作者明确写道：“道武帝建国，并没有强大的外界敌人要去认真对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部落和妻族部落，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母、妻。这一现象令我恍然大悟，原来道武帝用战争手段‘离散部落’，首当其冲的竟是母族贺兰和妻族独孤，这并不是偶然现象。打破部落联盟的束缚，建立帝国，是此举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于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如部落役使之类，在当时似乎是第二位的。……离散部落之举和子贵母死制度看似无涉，却是内蕴相通，后者是前者的后续措施。”（3页）至此我们看到，作者从他独特的思考角度出发，终于把本来属于皇室内部的子贵母死制度与看似毫不相干的离散部落问题结合了起来。两个问题的结合真可谓互相发明，相得益彰。如果没有联系到离散部落，关于子贵母死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无话可说；如果没有联系到子贵母死，离散部落的问题就难以落到实处，而只能是国家形成理论的一个具体例证而已。
诗歌语言中有所谓“陌生化”之说。一位诗人朋友曾就此向我解释说，“形式主义”批评家们提出过一个概念。他们认为文学，这里主要指诗歌，目的就是要把语言“陌生化”，也就是说，让语言能够给人以新的刺激，提供看待世界的新角度。借用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不妨说，田馀庆先生也是把我们熟悉的问题陌生化了。在原本已经题无剩义之处开掘出了新的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动力。不过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是诗人的有意追求，而田馀庆先生的“陌生化”却并非刻意为之，而只是他研究工作的客观结果而已。
与陌生化的结果相反，对于熟悉他研究特点的人来说，作者在书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点也不陌生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政治史的方法。我们知道，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作者曾研究了南方几大家族的政治关系，而在《拓跋史探》一书中，作者研究的则是北方几大部族的政治关系。这本书的各个部分总括起来说，实际上就是一部拓跋早期政治史。众所周知，年鉴学派重视长时段，而对于属于短时段的政治史则比较轻视，认为是“转瞬即逝的尘埃”。这个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在以前写的《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较多地指出单纯政治史的缺陷。但是读了《拓跋史探》，我却感到政治史的方法也有它不容忽视的长处。政治史虽然不能解释一切，但从此入手，却也可以发现并解释民族史上的很多重要问题。具体到早期拓跋史，政治史的方法显得尤其必要。如果从传统的民族学的角度去研究，除非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否则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资料了，而一旦从政治史的角度切入，就会发现还有不少值得我们分析的素材。正是借助于政治史，作者才描绘出了一个早期拓跋族的隐约身影。由此，拓跋早期的历史不再只是一种部落➝国家的理论概念的演进，而是变得具体了，生动了，活泼了。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田馀庆先生的政治史研究具有很强的个性特征。我们知道，研究政治史，既可以依据政治学的某种理论框架展开，也可以不要这些框架。在我看来，田馀庆先生属于后者。我们看作者在本书前言中的一段话：“五胡十六国这一破坏性特别突出的时代得以结束，归根结柢是五胡日趋融合，其主要部分终于陆续积淀在农业地区而被汉族文明逐渐同化之故，这可说是今天史界共识。但是，在这漫长过程行将结束而又尚未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是拓跋部而不是别的部族担当了促死催生的任务呢？”（1—2页）我们再看作者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就“王与马共天下”说的一段话：“为什么江左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呢？总的说来，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士族高门与晋元帝‘共天下’，归根到底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高门士族与晋元帝‘共天下’的问题。”（3页）这两段话充分反映了他对历史的认识。这个认识简单地说就是：当时的事情必有当时的原因。由此，他自然不会满足于理论框架给出的解释，也不会满足于一般性的说明，而是一定要找出一个具体的历史原因。受这种认识的引导，他在本书中又有如下的一段话：“我不排除道武帝曾在某个时候发布过离散部落号令的可能，也不排除某些具有定居条件的部落俯首接受号令的可能，但不认为所谓离散部落主要就是如此而无其他更直接、更急迫的原因和具体的过程。”（62页）把问题具体化的思路会很自然地诱导出新的疑问：道武帝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离散了哪些部落？道武帝母后究竟又是来自于哪些部落？回答了这几个问题，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之间的关系就自然地呈现了出来。在解释历史现象时，研究者很容易急切地求助于“规律”、“趋势”来加以说明，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再向“具体”索要答案。与众不同的思考方法使他更像是一位旷野中的孤独旅行者。在他不断的追问中，泛泛的解释愈来愈显得苍白无力，而我们原本熟悉的问题也终于变得陌生了。
研究早期拓跋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料太少。作者虽然竭尽全力钩沉索隐，但很多地方还是不得不以推测来弥补资料的不足。这之中有的推测极有道理，给人以启发，但也有的推测难免令人生疑。
在《〈代歌〉〈代记〉与北魏国史》一文中，作者指出《魏书·乐志》中《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应该就是拓跋史诗。根据有限的记载，作者进而推测，在当时替道武帝整理、辑集代歌者只能是汉族士人邓渊。以后邓渊又奉命修《代记》，《代歌》中的内容应是《代记》的主要资料依据。因此《代歌》、《代记》同源。邓渊之后，又有崔浩修国史。记录了早期拓跋史的《代记》基本包含在了崔浩的国史之中。这些资料以后又成为魏收《魏书·序纪》的蓝本。因此辑集《代歌》、撰成《代记》的邓渊应是《魏书·序纪》的第一作者。由此，作者就勾勒出了《代歌》→《代记》→崔浩国史→《魏书·序纪》这样一条史学发展线索。我认为这条线索不仅清晰而且很有道理。其中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意识到《代歌》与《代记》之间可能的联系。《代歌》早已不存，根据有关的只言片语而注意到它的价值，并将其纳入史学史的发展线索中是很不容易的。
与上述合理的推测相比，接下来的推测就不那么合理了。关于邓渊之死，史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魏书·邓渊传》载，渊从父弟晖坐和跋案，“太祖疑渊知情，遂赐渊死”。但作者不相信这条材料，反而认定邓渊与以后的崔浩一样，也是死于国史之狱。在毫无材料依据的情况下，作者为什么一定要作出这样的推测呢？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作者不自觉中已经被前面自己发现的《代歌》、《代记》的线索束缚住了。我们先来看崔浩国史之狱。崔浩因修史“备而不典”、“暴扬国恶”而遭祸。《资治通鉴》也说崔浩国史“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北人无不忿恚。”。由此可知崔浩国史当是记录了一些有悖人伦、有伤风化的早期拓跋故事，因此惹怒了皇帝，引来杀身之祸。但是，崔浩所记拓跋早期历史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据《代歌》、《代记》线索，这些内容应该都是从邓渊所撰《代记》那里来的。如此，既然崔浩已经死于国史之狱，那么更早的邓渊能不死于国史之狱吗？看来，为了符合这个逻辑，作者只能让邓渊死于国史之狱了。
更为值得商讨的问题还不是邓渊之死，而是关于离散部落的史料依据。根据作者的统计，贺兰部被离散的经过是这样的：
第一次：据《资治通鉴》记载，北魏登国三年（388）三月，“燕赵王麟击许谦，破之，谦奔西燕。遂废代郡，悉徙其民于龙城。”作者指出：“显然，慕容麟尽徙代郡民于龙城，当包括三十年前的前燕时期由贺赖头率领居于代郡平舒城的数万贺兰部民在内。”（67页）
第二次：登国五年，道武帝与慕容麟合击贺兰、高车诸部于意幸山。稍后，铁弗刘卫辰又袭贺兰，贺兰部请降于拓跋，“遂徙讷部落及诸弟处之东界”（70页）。
第三次：登国六年，贺讷兄弟内讧，后燕“兰汗破贺染干于牛都”，慕容麟“破贺讷于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数万。燕主垂命麟归讷部落，徙染干于中山”（70页）。
第四次：作者在叙述皇始三年贺讷之弟贺卢逃奔南燕后说：“至此，道武帝舅贺讷、贺染干、贺卢三人，只剩下贺讷一人，据《贺讷传》，此时贺讷已无所统领，而且后嗣无闻。道武舅氏中还有一个贺讷的从父兄贺悦，待道武‘诚至’有加，得到道武善遇。贺讷、贺悦的部民，自然也被强制离散，分土定居了。这是第四次离散贺兰部落，也就是现知的最后一次。”（70—71页）
以上离散贺兰部事例中，第一次、第三次都是被慕容部离散的，真正被拓跋部离散的只有第二次、第四次。我们再看独孤部被离散的情况。
第一次：《资治通鉴》登国二年记“燕王（慕容）垂立刘显弟可泥（亢泥）为乌桓王，以抚其众，徙八千馀落于中山”。作者指出：“刘显八千馀落徙中山，这是独孤部的主要部分第一次被强徙，是孤独部落离散之始。”（80页）
第二次：刘亢泥降于慕容氏，《太祖纪》皇始元年（396）六月“遣将军王建等三军讨（慕容）宝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亢泥部落于平城”。作者指出：“这是《魏书》所见独孤部民第二次被强制迁徙。”（83页）
独孤部被离散两次，一次是慕容氏所为，一次是拓跋氏所为，这与贺兰部被离散的情况类似。作者在59页曾分析说：“部落离散，就其实质说来，本来是部落发育的自然过程，它之所以在道武帝时比较集中地出现，却也是由于道武帝创建帝业的特别需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离散部落只留下这几家外戚部落的个案，而大量的对道武帝帝业无害的部落却得以保存下来。”显然，作者十分关注、十分强调的是道武帝拓跋珪离散贺兰、独孤部落，而不是别人的离散行动。但是，根据他提供的事实，不论是对贺兰部还是对独孤部，离散部落的发动者都是不仅有拓跋氏，而且也有慕容氏。两家各占一半。既然如此，恐怕就不能把离散部落很特殊地仅仅看成是道武帝为打击外戚部落，“创建帝业的特别需要了”。应该说，作者也意识到了慕容氏在离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在35页又补充说：“看来，贺兰部破败主要是拓跋部借慕容部之力，得利的是拓跋部。”这个补充其实没有太大用处。这里所谓“借慕容部之力”一说，给人的感觉似乎慕容氏只是前台的表演者，而拓跋氏才是幕后操纵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上述由慕容部发动的离散事例就不构成对本书观点的反证了，但遗憾的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可以证明。所谓“得利的是拓跋部”云云，其实只是一种客观效果而已，并不能因此把慕容氏离散贺兰、独孤部归结为拓跋氏操纵的、有预谋的行动。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概念问题。究竟什么是离散部落？按书中多数场合的表述，所谓“离散部落”就是指强制迁徙部落。但十六国时期某个部族强制迁徙另一个部族从甲地到乙地是常有的事情。如果仅在此意义上来理解离散问题，那道武帝离散部落还有什么特殊意义好说呢？作者似乎也认识到这个问题需要解释，所以在75页又说：“强徙部落自十六国以来就是常有的事，包含离散部落，但并非都离散。道武帝在完成帝业的过程中，从总体上意识到离散部落的深层意义，理解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采取更主动更连续更强烈的措施，不只是迁徙部落，而且还要离散部落。这是他与十六国君主的不同之处。”按这个表述，似乎强制迁徙部落又不等同于离散部落了。
按我的理解，强制迁徙部落不等于离散部落。前引《官氏志》说：“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贺讷传》说：“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按离散的结果既然是“同为编民”、“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因此所谓“离散”应该是指打破部落内部旧有社会等级结构而言的，唐长孺先生也是这样理解离散部落的，他说“部落的解散使贵族、人民都成为单独的编户。”(4)而所谓强制迁徙部落，即只是把某部落从甲地强制迁徙到乙地是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按作者上面的表述，似乎道武帝不只是迁徙部落，而且还离散了部落，但根据前面提到的有关贺兰、独孤部的史料，我们见到的还只是迁徙而不是离散。总之，如果我的理解不错，如果强制迁徙部落真的不等于道武帝登国年间的离散部落，那么本书所有有关于此的讨论就值得重新考虑了。
写到这里，我不想再就作者的种种可疑推测说更多的话了，因为作者本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前言中说：“我衰年涉入拓跋史题，颇感力不从心、步履维艰，更感到资料不足，结论难下。”他还说：“基于以上认识，我把本书所见主要作为窥探拓跋史的一种思路，而不一定是作为确切结论，奉献给读者，希望起到促进思考、共同探求的作用，以期尽可能把古史的这一模糊区域一点一点加以辨识。”凭借着几十年的研究经验，田先生当然知道要尽量避免过多推测，本书诸多推测实在是出于无奈，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炊。史料的极度缺乏制约着每一个研究者。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尽管有些推测还需要再斟酌，但他毕竟已经给我们描述出了一个以前未曾见过的、精细的历史过程。这是我们要十分感谢他的。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载，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本传又载司马迁语：“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实录”之说、“文采”之说，正反映了史学的两个特点，一方面，史学是求真的学问，另一方面，史学也是展现史家思想、才华与魅力的手段。换言之，史学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艺术的。从求真的角度看，我对《拓跋史探》多有疑惑；从展现史家个人才华与魅力的角度看，我又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著作。这种矛盾的态度或许就说明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真与美有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统一。
原载《读书》2004年第6期
(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三“《魏书》纪传互异处”。
(2)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380页。
(3) 田馀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4—25页。下引该书仅括注页码。
(4) 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2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