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约145-208） 东汉末医学家，汉族。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人，据人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年）。这考证很可疑。因为《后汉书•华佗传》有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的记载，也有说他寿至一百五六十岁仍保持着六十多岁的容貌，而且是鹤发童颜的记载。据此，华佗可能不止活了六十四岁。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捍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华佗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华佗年轻时曾游学徐州，兼通数经，通晓养性之术，据史书记载，他年近半百，相貌却如壮年。他性情爽朗刚强，淡于功名利禄，曾先后拒绝太尉黄琬征召他出任做官和谢绝沛相陈珪举他当孝廉的请求，只愿作一个平凡的民间医生，以自己的医术来解除病人的痛苦。他乐于接近群众，足迹遍及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深得群众的信仰和爱戴。
学术成就
华佗医术十分精湛，他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他每次在使用灸法的时候，不过取一两个穴位，灸上七八壮，病就好了。用针刺治疗时，也只针一两个穴位，告诉病人针感会达到什么地方，然后针感到了他说过的地方后，病人就说“已到”，他就拔出针来，病也就立即好了。另外，他创用了夹脊穴，“……点背数十处，相去一寸或五寸……灸处夹脊一寸上下”。
如果有病邪郁结在体内，针药都不能直接达到，他就采用外科手术的方法祛除病患。他所使用的“麻沸散”是世界史最早的麻醉剂。华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这种全身麻醉手术，在我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创举。华佗在诊断上，善于望诊和切脉，并依此能正确判断出疾病的预后。在医疗体育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创立了著名的五禽戏，华佗还善于应用心理疗法治病。
华佗的医术据说被全部焚毁。他的学术思想却并未完全消亡，尤其是华佗在中药研究方面。除麻沸散这样的著名方剂外，在后世医书中记载的华佗方剂不能都视为伪托华佗之名（聂文涛）。其弟子吴普则是著名药学家。《吴普本草》得很多内容可以在后世医书中看到。
华佗由于治学得法，医术迅速提高，名震远近。正当华佗热心在民间奉献自己的精湛医术时，崛起于中原动乱中的曹操，闻而相召。原来，曹操早年得了一种头风病，每次发作均头痛难忍。请了很多医生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高明，曹操就请他医治。华佗只给他扎了一针，头痛立止。曹操怕自己的病再发，就强要华佗留在许昌做自己的侍医，供他个人使唤。华佗禀性清高，不慕功利，不愿做这种形同仆役的侍医。曹操几次写信要他回来，又派地方官吏去催。华佗又推说妻子病得厉害，不肯回来。曹操为此大发雷霆，不久，华佗被抓到许昌，为曹操治病。华佗诊断之后，说：“丞相的病已经很严重，不是针灸可以奏效的了。我想还是给你服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这才能除去病根。” 曹操一听，勃然大怒，认为华佗要谋害他，就把这位在中国医学上有杰出贡献的医生杀害了。
华佗死于政治考量
“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圭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三国志》的这段记载，描绘了华佗的不愿出仕的“隐士”形象。不过他并不穷居荒山，而是悬壶济世行迹满天下，算得上“隐于市”的人物。并且华佗“恃能，厌食事”，相信自己可以靠医术生活，不乐意做拿俸禄的医官。就是这样一个真隐士，曹操杀了他。
王立群先生于《百家讲坛》讲神医故事，说曹操杀华佗另有隐情：华佗不愿当侍医并托辞不给曹操看病，冒犯并触怒了曹操，于是曹操挥舞屠刀来维护自己的权威。但是，杀士如弃天下，曹操虽然多所杀戮，但无论孔融、杨修，都并非以一时之恚而轻启杀机，华佗之死，难道就只是“华佗冒犯了他”那样简单？
往深处想，除了曹操需要看病，还应该说到他“惟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就华佗而言，虽然王立群先生下了“曹操不爱其人亦不爱其才”的断语，但是“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曹操对华佗才能的看重，还是明晰可见的。“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至此，曹操虽然发怒了，礼贤下士的风度依然足够。再往下，就暴露了对召而不至者严厉打击的态度：“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
惟才是举的实现，需要两厢情愿：一方要有号召力，一方要召而肯至，然后才能天下云集响应；若一方三顾五请，另一方无动于衷，惟才是举也就落空了。这样来看，曹操的杀机，不只因为华佗触犯了他的个人权威，而是他认为这种不合作，这种“士人召而不至”的尴尬局面，干扰其惟才是举政策的实行，政治影响极坏，是以杀之。而曹操在华佗死后，诬之“鼠辈”以否定其才，借以把华佗事件与“惟才是举”区别对待，实际上就是为他的用人政策打圆场。曹操杀佗，有其政治层面的某种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