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以依附庸国为荣
附庸风雅是一个汉语成语。然而，在古代“附庸”和“风雅”是毫无关联的两个词。其中，附庸，原指依附大国的小国，有依附之意；风雅，泛指诗歌，指诗经中的国风与大、小雅，也用来代指《诗经》，泛指诗文之事。
如今，附庸风雅是指缺乏文化素养的人为了装点门面而结交名土，从事有关文化的活动。
鲜为人知的是，这个成语来源历史悠久，前后两字记人记事，与古老的十堰息息相关。
十堰地域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夏商周三代有房、庸、彭、微、麇、绞、均、郧等古方国先后在十堰境内建国。
春秋时期，建都上庸（位于今天竹山县西南区域）的庸国，是楚、秦、巴三国间较大的国家。公元前611年，庸国被这三个国家所灭。
庸国所处的长江中下游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与黄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样，同是中华文化的摇篮。按照周代的礼制，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时，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小者仅五十里，不满五十里更小的封地要依附于诸侯国，而古庸国，则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地域辽阔的大国。
古庸国盛极一时，当时疆土比早期的周宗姬封侯国还大，包括麇、鱼、夔、儵等附属小国，其东部含古麇属地，东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张家界市及慈利、桑植等县，今巴东、兴山、秭归、建始等县，是古代夔国的领地，当然也是庸国所属。
不仅地盘大，庸国还是一个神秘而强大的文明古国，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形态，其占领峡江地区后，拥有了峡江盐泉，并成为盐业大国，同时还是制陶大国、筑城大国、铸造大国等。先秦许多文化之谜都与庸国紧密相连，庸文明几乎包括了全部的古文明元素。庸人更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民族。在古代，西方最为典型的民族是希腊的斯巴达人，而东方则是中国的庸人。
《古代战事考》记载的“惟庸人善战， 秦楚不敌也”，这些善战的庸人主要指的就是土著先民賨人。因此强大的军事技术，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众多的方国以纷纷依附庸国为荣，是为“附庸”。
据《尚书》介绍，庸国曾率卢、彭、濮等南方八国军队协助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庸国作为南方群蛮的领袖，以军事实力奠定了老子所说的泱泱大国地位。
“风雅”代指《诗经》也泛指文化
今天，我们使用“附庸风雅”这个成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但是在古代，“附庸”和“风雅”却是两回事，而且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要追随的关系。
“附庸”是指小国以依附庸国为荣，那么“风雅”又为何泛指文化呢？
原来，“风”和“雅”是《诗经》的两个组成部分。《诗经》由三部分组成，即风、雅、颂。“风”是各诸侯国的民歌，称作十五国风，共160篇；“雅”又分大雅、小雅，是周王室“邦畿”之内的音乐，被尊崇为正声，共105篇；“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共40篇。因此，“风雅颂”或者“风雅”就用来代指《诗经》，“风雅”因此也用来泛指文化。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也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305篇诗歌。《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究竟由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成书的呢？迄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近代学者朱自清认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尹吉甫之手。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和整理《诗经》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若不经过周王室的乐官——太师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说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房县被授予“中国诗经文化之乡”
尹吉甫是房县人，为距今约2800年前周宣王的重要辅臣，是历史上著名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由于尹吉甫担任的官职是内史。西周时内史又称“内史尹”或“作册尹”，简称“尹”，所以“尹”是官名。
作为《诗经》的主要采集者，尹吉甫被后世尊称为“中华诗祖”。尹吉甫晚年被流放回房县，死后葬于青峰山。至今，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
从1980年开始，十堰地方文化学者袁正洪就在收集研究《诗经》和尹吉甫文化，多次深入各地考察、拜访专家、查阅古文献。他研究认为，西周太师尹吉甫，即兮伯吉父仕于西周，征战于山西平遥、河北沧州南皮县，其子尹伯奇故事传说于四川泸州。尹吉甫故里是湖北房县，食邑房，卒葬于房县。
袁正洪的研究受到博士生导师、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的充分肯定，题词房县是“尹吉甫故里”、“诗经之乡”。2006年，袁正洪执笔撰写《尹吉甫传说》，经申报被评为湖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12月3日，房县《尹吉甫传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如今，位于房县尹吉甫镇的尹吉甫宗庙宝堂寺已被列为第五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2018年9月，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在全国发行《诗经》特种邮票，首发式选择在房县唐城广场、青峰邮政支局、尹吉甫镇宝堂寺同步举行。一个月后，在“中国扶贫日·湖北旅游行”暨房县诗经(黄酒)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上，中国诗经学会将“中国诗经文化之乡”的牌匾授予房县。这是房县诗经文化继“房县尹吉甫诗经源流”获湖北省 “一县一品”优秀文化品牌，“中华诗经文化城”获评“湖北十大特色文化品牌”之后又一重大成果。也是房县诗经文化在《尹吉甫传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后，又一个“国”字号荣誉。
贬低用文化装点门面的人
诗经在房县传唱。《诗经》的重要作者就是房县的尹吉甫，房县也是《诗经》的发源地之一。房县有关部门在民间文化抢救挖掘整理中，寻找《诗经》中的房县，在房县古老的民歌中找寻《诗经》相关民歌。现在，已发现20多首与《诗经》相关民歌，在房县一些乡村仍在传唱。
然而，“附庸”和“风雅”从何时开始连用，已不得而知。
目前所知最早在明末清初，诗坛盟主之一的钱谦益就曾使用过这个成语。明朝文学家和书画家陈继儒号称在小昆山隐居，却又周旋于高官显贵之间，为时人所诟病，钱谦益谈到陈继儒的这一行径时，八字评语，含有微讥之意，讽刺说这叫“装点山林，附庸风雅”。
清朝乾隆年间的戏曲家、文学家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有《隐奸》一出，描写陈继儒上场的开场诗就化用并扩充了钱谦益的评语：“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从此之后，“附庸风雅”成为贬义词，用来贬低用文化装点门面的人，比如常常称那些暴发户购买书画的行为是“附庸风雅”。
可见，文化这东西是人人都追求的，人人都要显得“有文化”。如果明明没有文化，偏要装得有文化，这就叫“附庸风雅”。（文、图/记者 朱江 编辑：柚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