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我党我国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一生曾六次前往莫斯科，他的每一次莫斯科之行都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当时的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初入莫斯科——求学之行
1920年8月，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毕业后，刘少奇满怀难以掩饰的兴奋，回到湖南湘潭老家筹措经费，准备远赴法国，学些真正的济世才能，以实现其报
国的志向。不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让大批的法国士兵退役，法国劳动力供过于求，法国当局开始阻止中国学生入境。刘少奇满怀的热情顷刻间化为乌有。
这是刘少奇在求学之路上的第二次失落。三年前，他好不容易通过在军界工作的哥哥帮忙，投笔从戎，进入了湖南陆军讲武堂。可学习不到半年，护法战争的炮火便将讲武堂的校舍连同他的梦想一同击碎。
两次求学受挫让刘少奇很是茫然，他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去哪里，更不知道未来的路在何方。在无助的彷徨之中，他偶然从长沙的《大公报》上读到一则消息：一个名叫“俄罗斯研究会”的组织正组织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并且说，“赴俄学习旅费花费较少，到俄国后，俄国政府可以优待，不致冻馁。”这个消息令心情郁闷的刘少奇再度兴奋起来——“莫斯科”这个并不特别的名字却因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对中国的革命志士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刘少奇决定赴俄勤工俭学。
俄罗斯研究会是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长沙组织的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其公开的负责人是同盟会会员、著名的进步人士贺民范先生。贺对这位少负才情、胸怀天下的青年很赞许，他不但接受了刘少奇的请求，介绍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将他介绍给了具体负责招生的上海外国语学社领导人杨明斋。终于，1921年5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下，刘少奇登上一艘开往海参崴的邮轮，和任弼时、肖劲光等一道，远赴苏俄。
两个多月的旅途颠簸和担惊受怕并没有挫伤刘少奇等人追求真理的执著。7月9日，当他们终于抵达社会主义革命圣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在召开。在苏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精心安排下，刘少奇等有幸旁听了这次国际大会。
大会闭幕后，刘少奇进入了刚刚组建的专门用来培养东方各民族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在那里，刘少奇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工人运动史，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与经济理论。同时，由于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环境的熏陶和苏俄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的磨练，刘少奇革命的纪律性和事业心都得到了加强。
那时，苏俄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和其它一些基本生活资料非常匮乏，饥荒随处可见。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生活必需品按人头配给，只对红军、儿童和高级知识分子有所照顾。即使这样，享受红军待遇的东方大学学员依然感到饥肠辘辘。肖劲光后来回忆说：“那时真是饿得难受。我们的课堂在四层楼上，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本来上个四层楼算不了什么，可是那个时候上四层楼真困难啊，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上挪，中间还得休息几次，一次是走不到顶的。”即使这样，刘少奇等人还必须白天上课，晚上轮流到街上站岗，星期天做工或进行军事操练。因为忍受不了艰苦，一些人想到了退学，但刘少奇坚持了下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到东方大学后，刘少奇很兴奋，他几次向校方派到中国班的一位政治教导员请教加入共产党的手续，并同他讨论有关共产党的种种问题。1921年冬，经过反复考虑，刘少奇毅然决然地同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一起，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与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党员和团员一起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刘少奇担任了支部委员。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成员，是刘少奇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使他早年就萌生了的救国救民理想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与目标。1922年初，在填写学校组织的学员调查表时，刘少奇写道：“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刘少奇希望自己能够从事工人运动与青年运动。1922年5月，根据组织决定，刘少奇结束了他在莫斯科的求学生活，带领东方大学的一部分同学回到了中国，并从此真正地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刘少奇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求学之旅。在莫斯科的一年时间里，刘少奇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经受了艰苦生活的考验，参加了国际性会议的工作。最为重要的是，他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选择了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争取自由与民主的人生道路。《刘少奇传》说：1922年，“当刘少奇乘坐东去的列车在西伯利亚原野上奔驰的时候，他已经不仅是一位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而且是一个有着明确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正满怀激情地准备回到祖国去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壮丽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