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庄严、挺拔、凝重、壮丽。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在共和国每一处庄重严肃的场所，悬挂在全世界每一块有五星红旗飘扬的土地上。他是无声的乐章，看见他，你耳边就回响起《义勇军进行曲》慷慨激昂的旋律；他是无字的丰碑，铭刻着中华民族远至五千年来的文明，近至五四以来的革命风雷。他用世界各民族都能读懂的语言，宣告着共和国政权的性质，宣告着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主人翁地位。
是谁，
构思、设计、缔造了这庄严壮丽、凝聚了高度智慧与艺术的共和国之徽?
钟灵：国徽的总设计师是周恩来总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钟灵在中南海里担任会场布置科科长。他当时的工作，是布置美化会场之类。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就是他写的；那两条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也是他写的。这两条标语后来又改写过两次。一次是把后一条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再一次是将繁体字改写成简化字，直到现在。钟灵写标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那条写在延安城墙上、由于“工”字一竖拐了两个弯、“人”字加了三撇而受到毛主席批评的标语，就是钟灵写的。全国政协的会徽，是他和张仃两人设计的。
1949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启事，向全国人民征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其中提出对国徽图案的设计要求：要有中国特征、政权特征以及庄严富丽的形式。短短三十多天，国旗方案来稿收到2992个，而国徽方案只有一百余个。这一百余件来稿中，有的只是一种设想，没有画出设计图来；有的只是一幅草图。钟灵和张仃也在政协会徽的基础上，设计了几幅彩色的国徽方案。周总理认为比征集来的强，便批示给审查小组。
据有关报道，1949年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分为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歌、国徽方案。11个组的意见、看法很不一致。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丰泽园召开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的会议，郭沫若等18人出席。会上毛泽东讲了几个问题，对国歌、国旗的方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对于国徽，大家发言中对所有的来稿都不满意。毛主席最后说，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工作小组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据钟灵同志说，后来周总理指示：扩大范围，多找些专家来参与国徽的设计工作，集思广益。于是，张正宇、张光宇、周令钊以及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梁思成、林徽因等都被吸收进来。这就形成了城里、城外两个设计小组，城里即张仃、钟灵、周令钊等人，城外即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的老师们。这两个组，一个是由美术家组成的，一个是由建筑师组成的。风格、思路、审美情趣、对艺术的价值取向都完全不同，设计思想自然也大相径庭。张仃、周令钊设计出来的国徽方案，以天安门为中心，有五星、齿轮、麦穗等，色彩鲜艳。清华大学林徽因和莫宗江设计的方案，则以瑗——大孔玉璧为主体，中央是一颗大五角星，图案中还有国名、五星、齿轮、嘉禾等。颜色由金、玉、红三色组成。
据清华大学朱畅中说，这个方案完成的时间是1949年10月23日。这些方案交上去以后，过了半年才拿出来讨论。
据几个方面的同志说，这两个组当时的争论是很激烈的。梁思成批评美术家们设计的方案像“鞋袜商标”，而且他反对将天安门放进国徽里，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统治的象征，新中国的国徽不应使用。
然而对林徽因等人的方案，也有批评，说是“自由主义”的象征。
美术家们坚持把天安门放进去，因为那是五四运动发生地，是新中国宣告成立的地方。 据钟灵同志说，两个组的“官司”打到了周总理那里，关于国徽中是否应有天安门，最后是毛泽东主席做的“裁决”：天安门不应视为封建统治的象征，而应视为革命的象征、民主的象征放进国徽的图案中。张仃等人的创意得到了肯定。 两个组的争论虽然激烈，批评也很尖锐，但双方的出发点是共同的，都是为了设计出一个完美的、有中国特色的、能体现新中国特征的共和国之徽来。在毛主席、周总理做了工作之后，两个组统一了思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设计。这个时间应该是1950年6月。
此后，周总理又先后做了几次指示。他说：国徽中不应光有麦穗，还应该有稻穗，因为我国南方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周总理还提出：国徽要明朗、挺拔、向上。正是这些指示，为国徽的设计方案定下了基调。
国徽的最后方案集中了集体的智慧
据清华大学朱畅中说：1950年6月11日晚，周恩来总理约请梁思成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政协常委会的要求，以天安门为主要题材设计国徽图案。6月12日上午，梁思成在清华新林院8号自己家中，向参加国徽设计的教师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并介绍了美术家们设计的国徽图案形式及国徽审查组的几点意见。发动大家讨论设计新的方案。在爱国主义激情的鼓舞之下，他们很快完成了几个方案。
著名的长城学专家罗哲文先生，当年是清华大学营建系的一员，也参与了国徽方案的设计。他说，在设计国徽方案的整个过程中，营建系老师们的热情都很高，但要数林徽因付出的心血最大。当时她身体不好，患有肺病，可是她却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徽设计工作。那个以玉璧(瑗)为主体的方案，就倾注了她的许多智慧。她认为，璧是我国古代最高贵的礼器，瑗象征着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大小五颗金星象征国旗，齿轮、麦穗及红色绶带象征工农联盟。整个设计方案类似中国古代的铜镜。这个方案虽然被否定了，但林徽因的关于国徽要有象征意义，要有民族特色，要程式化、图案化的设计思想，被营建系的教师们接受了。
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营建系教师们反复探索、反复推敲、反复修改，最后拿出国徽设计方案，由红、金两色组成。大红的底色上，五颗金色的五角星，仿佛是一面巨大的国旗悬挂在天幕上。国旗前面，是天安门按严格比例尺缩小的正面金色浅浮雕图。由于天安门正面图的衬托，五星红旗更显得伟大、壮观、庄严、辉煌。周围是金色的齿轮和稻麦穗，用红色的绶带缠绕，象征着工农联盟。
一个多星期夜以继日的冥思苦索，过度的紧张、劳累，使本来就是弱病之躯的梁思成病倒了。
6月20日晚，中南海派车来接，由梁思成的助手朱畅中，将国徽方案及说明书，送到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美术家们也送去了他们设计的方案。中南海怀仁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摆满了各式国徽设计图案；正中墙前摆放着两个图案，左边是清华大学设计的，右边是中央美院的美术家们设计的。两个图案都以天安门为主题，美术家们的天安门色彩丰富，蓝天、黄瓦、白石栏杆、红柱红墙，非常美丽。与清华大学只有金红两色的图案相比，风格完全不同。审查组的成员们观看着、评论着。周恩来总理来了之后，沈雁冰先生宣布开会。
这次会议，选中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方案。会后，周总理对清华大学的方案又提出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式上，通过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图案。
同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审议通过了改进的国徽图案。
梁思成先生后来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所引为最光荣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们的集体创作，而我是其中的一个。”
高庄说：非常抱歉，我耽误了很多时间
把平面图案塑成立体的国徽，也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务。由梁思成举荐，这副重担落在了当时也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执教的高庄的肩上。
高庄，原名沈士庄，上海宝山县人，生于1905年，已于1987年去世。为写这篇文章，我们在1999年国庆前夕采访了他的儿子高康（大约两年后，高康病逝）。年逾六旬的高康，对其父亲当年塑造国徽的过程，记忆犹新。
高康说，当年新林院8号梁思成夫妇的家，其实就是国徽设计中心。高庄父子当时住在新林院9号，与梁思成住所只有一路之隔。高康说：我父亲的真正参与是在1950年7月，虽然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那争吵的激烈、情绪的冲动和完全忘我的投入，却令我永生难忘。”
开始，高庄专心致志地按图纸塑造。反复观察之下，他觉得图案“存在着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特别是图案的形式和内容，还缺乏一定的、合理的审美规律上的要求”。这些地方使他“看着不舒服”，“感觉很别扭”。在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高庄觉得必须要对平面图稿进行改动。这就产生了矛盾。矛盾的焦点是：国徽图案是经国家最高领导三次审查后在全国性会议上通过的，是最后的定稿，你没有权力修改，修改是违法的。而高庄则抱定一个信念：“为什么不能改?”当时争论非常激烈，有时还大声争吵。有几次高康看见，从8号院回来的父亲，情绪异常激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应该是尽善尽美的。而发现设计方案有不完善的地方却不能改动，这在高庄来说是无法忍受的痛苦。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高庄提笔给毛主席写了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一开头便说：“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许多人知道这封信，许多人见过这封信的底稿，可惜经历几次政治风潮之后，底稿已经找不到了。发出这封信以后，高庄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国徽的塑造中去了。对每一根线条、每一个平面、每一块空间的处理，他都认真思索、反复推敲。就连每一个稻粒的造型、排列和中心空间的比例，他都反复比较、反复修改。
高庄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塑造共和国之徽的。高康回忆道：“那个时期，父亲没时间管我了，对我的学习和生活不闻不问。有一次我实在饿了，又找不到吃的，只好去问他：‘咱们吃什么呀?父亲坐在桌前头都不抬，说：‘去买几个烧饼吧。’……他一连几天，晚上只睡一两个小时。我劝他休息，他说：想睡也睡不着，不如接着干。在他工作的桌上，点着一盏一百瓦的台灯。在强光下长时间地工作，他的右眼灼伤，一度失明；他的右手也出现断续麻木。但这一切，反而加速了他拼命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高庄对自己的儿子说：国徽是我们新中国的象征，既要有稳重之气，又要有向上挺拔之势。共和国要稳如泰山，国徽就不能是那个轻飘的样子；共和国要永远保持健康向上的精神，国徽就不能只是个圆环之感。他还说，国徽要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坚强刚毅的精神来。原来自然交杂在一起的稻麦穗，在高庄的改动之后，变得层次清楚、排列整齐、紧密有序了；原来缠绕松散、质地轻飘、脉络不甚清晰的绶带，经高庄改动之后，变得紧张、沉稳、凝重了。在对授带的处理上，他借鉴了一尊北魏石佛衣袖下垂的表现手法。那尊石佛，是高庄从琉璃厂买回的。他还买回了一些古代铜镜，这些铜镜也给了他以许多启发和灵感……
国徽模型，是用泥塑造的。泥稿完成之后，再把它翻成石膏的。第一个石膏国徽模型翻制出来之后，高庄十分激动。他在石膏凹模的背后，打了一个印记。这个比五分硬币稍大的印章，是高庄青年时代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大搞白色恐怖而设计的。印章用长城图案组成外圆(高庄说这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众志成城)，中间是一个五角星(高庄用以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五角星的中央是个“S”，是“沈”字的英文第一个字母，代表高庄自己。青年时期的高庄把自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在与反动势力做面对面的斗争中多次勇敢地冲在面前。此时此刻，他又为共和国之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把自己的生命，与国徽融为一体了。
凝聚着高庄心血、令高庄引为自豪的国徽雕塑终于完成了，然而送进中南海后，却挨了批评：不能自行改动，必须按原图图纸重做。高庄只好再次投入紧张的工作中。这次，学校派来一位老师帮助他。
不久，中央领导听说了国徽塑造过程中的故事（也许，是毛主席接到了高庄的那封信，但记者没有得到有关证据，只能是猜测），特地委托彭真和康克清两位同志来到新林院9号看望高庄。彭真和康克清听取了高庄关于改动设计的说明，转达了毛主席赞同改进提高的意见：“你大胆地改好了。祝你成功!”这使高庄无比兴奋。
1950年8月18日，高庄带着两个不同的国徽模型进了中南海。在审议会议上，高庄做了一个简短的书面陈述：
“各位领导，国徽模型的塑造被我耽误了很多时间，非常抱歉。不过耽误的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规律、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并赋以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因此在我塑造的中间做了一些修改，是否妥当，请予裁夺。”
一百五十余字的短文，竟用了十个“更”字。
1999年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行的《中国文物事业五十年》展览上，陈列出一枚国徽。旁边的说明文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石膏模型 1950年8月”。据博物馆的同志讲，这枚国徽，就是当年送交中央人民政府审议的那一个。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950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了一枚木制国徽。
1951年5月1日，一枚由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人铸造的铜铝合金国徽，被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据钟灵同志讲，国徽设计任务完成之后，政务院决定向八位主要的同志颁发一笔奖金：每人800斤小米。梁思成提议：高庄的贡献突出，应该多发给他一些。但是所有人都没有领取。高庄建议：把这笔奖金捐给抗美援朝战争。
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有文章提到国徽产生的经过，不断有人去访问高庄。高庄谦逊地说：“我不是国徽设计小组的成员，我只是在塑造中改动了一下。我不过是个工匠。”他多次说：“国徽的真正创造者是党，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我们应该想到，我国人民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