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7岁的父亲在政治局委员江青的关怀下，终于由临时工转为铁路正式职工，全家人都非常高兴，父亲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这泪水也饱含着父亲的辛酸史。父亲出生在贫农家庭，12岁死了母亲，14岁死了父亲，靠给地主家放牛、打杂工混口饭吃。15岁那年，因参加农民暴动差点被杀，还是本家的一个长者质问乡丁：“它才多大，你们就要杀他？！”乡丁也觉得背理，挥刀割断绑在父亲双手腕上的绳子，结果绳子割断了，一只手腕也被划下了深深的口子，留下了终身的疤痕。
父亲不敢在家乡继续待下去，从此开始了流浪与打工的生涯。他先后到过几个省，打过几样工，也开过小杂货店。在贵州开采朱砂水银矿时当过一棚的司务长，最高的职务是“查工”即今天的质检员。
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回乡心切，处理掉小杂货店，带着母亲，揣着老乡的介绍信来到武汉，原指望通过介绍找到一份差事，不料要找的人不知去向，父亲顿时傻了眼，只得回到农村老家。父亲外出找工作无着，反而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冒死逃回，只得东躲西藏，不敢露面。母亲带着哥哥抱着刚出生的我讨饭度日。
直到1950年，父亲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很不情愿的参加了铁路采石场做了一名临时采石工，采石工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特别是解放初，是劳动强度很大且易患尘肺病的工种。
父亲只读过3年半书，但他写的字却比我这个大专生还好，人比较聪明也比较骄傲，气有点冲，爱给领导提个意见。由于解放前的复杂经历，组织调查搞不清楚，档案中就有了“历史不清”的结论，加上父亲那个脾气个性，领导往往不太高兴他，所以，屡次临时工转正都没有他的份。1962年单位还违反政策将我们一家下放到农村，说是支援农村建设，虽然很快纠正了错误，把我们收了回来，但还是不给父亲转正。
文革开始后转正暂停，这时全场只剩下3个是58年前参加工作应转未转的临时工，父亲就是其中一个。
1972年春节，我从工作岗位回家探亲，闲聊中父亲告诉我，铁路上在搞斗批改，已开始恢复转正工作，采石场却一点动静也没有，除了父亲另两个人都有点历史问题，其中一个姓徐的曾当过国民党连长。父亲忿忿地说：“说我历史不清，这不是我的责任，是你们调查不清，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就因为爱给领导提个意见，就给我穿小鞋，压我这么多年不给我转正，我要上访！”
父亲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前不久江青在批判企业关卡压时，就提到应妥善解决临时工转正问题。于是我灵机一动，对父亲说：“您先不用上访，咱们搞信访，将您的情况写信如实向江青同志反映，说不定能起作用”。父亲将信将疑地点点头：“那就试试吧”。
写这封信，我还颇费了一番脑子，下了一番功夫。主要是两点，第一是头一次给这么大的领导干部写信，真不知道该如何措辞。第二是考虑到这封信有可能回到本单位领导手中，所以反映情况要有点策略，一方面对前任责任领导的意见，要毫不留情地讲出来，另一方面对现任领导以不了解情况为由予以开脱，避免产生抵触情绪。写了改，改了写，两天才定稿。信寄出去了，对能不能解决问题心中没底，甚至认为信有可能到不了江青手中，不过，之所以要写这封信还是基于对党的根本信赖。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在若有若无的期待中，不觉两个月过去了，一天，我忽然接到父亲的来信，他在信中高兴地告诉我，他的转正问题解决了。
他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事情的经过还颇具戏剧性。他说：那一天，场部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在会上，场人事干事突然拿出父亲的“告状信”宣读，然后组织大家对父亲进行批判，说父亲是向江青同志告状，夸大事实，上纲上线，对领导拉一个打一个，云云，好笑的还有那两个没转正的人，也站出来批我父亲大会批了一个多小时后，场长突然宣读铁路局采石所给我父亲等3人转正的通知，立即引起会场一片哗然。在回家的路上，我父亲对姓徐说：“别人批我，你也批我，不是我的告状信，你能转正？”姓徐的说：“真对不起，我也是不得已啊。”后来我们分析，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对待父亲，是因为上级已解决父亲的转正问题，铁路采石场，老人事干事要顾一顾面子，新场长也怕父亲翘尾巴。
3年后父亲退休，大妹接班，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大妹接班成了铁路正式职工，妹夫也是铁路正式职工，若干年后他们的儿子退伍也被铁路安置成为正式职工，就是因为符合父母双方均为铁路正式职工的条件。
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信访上访是人民群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形式，这一点，无论是改革前后都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对待群众来信来访的态度，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国务院秘书厅信 访室主任马永顺曾说：文革前，即使是极左的年代里，我们的信访工作都是认真按照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办事，全心全意地为来信来访的人民群众服务。从父亲的信访结果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的信访干部的确如马永顺所言，即使是江青也不能例外，也要身体力行。但是，现在信访上访变成了热点、难点，甚至是突发群体事件的燃点，有些地方有些干部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信访上访人员，更有甚者，把他们当做精神病人加以迫害，连起码的人道底线都丧失了。身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大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卫生部专家委员、《精神卫生法》起草主要成员之一的孙东东后来为自己这段话道了歉。他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同样是共产党领导，同样是信访上访，前后判若两人，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父亲的转正应该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江青践行毛主席的教导，为我们工人家庭排忧解难尽了一份力，我们也始终没有忘记她。只不过，她当时位极人臣，无需相报，我们一介平民，也无以相报。如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江青早已作古，尽管她背负种种“莫须有”罪名，然而我的感激之情始终未曾泯灭，因为，我们人类都怀有一颗感恩的心。
2011年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