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49年开国前，解放军进城后，有一天晚上，北平市委在东交民巷原德国大使馆的礼堂举行京剧晚会，毛泽东来看戏。那天晚上演的节目里，有一个是两个人打赌，“议定谁输了谁脱裤子。输者一输再输，裤子脱了一条还有一条，一直脱了六七条，终于不能再脱了。”王若水奇怪，“毛主席为什么喜欢这种戏呢?”
王若水简介：笔名王澈，祖籍江西泰和，出生于上海，4岁时举家迁居湖南，抗日战争爆发后，举家逃难到四川。高中时就读于雅礼中学。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50年后，历任《人民日报》理论组编辑、评论组组长、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哲学研究》杂志编委，辽宁大学荣誉教授。是中纪委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0年代毛泽东接见样板戏演员 资料图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网 作者：启之 原题为：“脱裤子”·“割尾巴”·“洗手洗澡”
裤子系于腰间，附于双腿之上，前遮生殖器官，后掩排泄孔道，不免让高贵人士视为不雅之物。几百年前的英国绅士们，在社交场上提到裤子的时候，常用indescriables(不能够描写的东西)、one-must-not-men-tion-"ems(决不可以提及的东西)或unspeakables(别说出来的东西)等委婉语来指代。陈原解释说：“那时上流人等神经过于敏锐，或者说他们都是假道学之流。一提到裤子，就会想入非非，竟至于想到不道德行为。”如果某些中国人，像鲁迅说的那样，一看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那么，这些英国绅士的想象力也不过尔尔，其特异处不过是用想象力跨越了一座大山——脱。
上世纪四十年代，这座大山被中国的现代“愚公”搬走了，“脱裤子”不但堂堂正正地上了党报，腾于众口且响彻会场，而且还向纵深发展——先是从“脱裤子”联系到“割尾巴”，后来又走向了全面化——“洗手洗澡”。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由胡乔木撰写、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教条与裤子》，社论批评某些领导干部和留苏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不能触及自己：“他们高叫道，大家要洗澡啊，大家要学习游泳啊，但是有些什么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他们总是不肯下水，总是不肯脱掉裤子。”“有些好心的同志说，裤子是要脱，但是只能秘密地脱，在群众面前脱不但有伤大雅，而且敌人和反共分子还会在旁边拍手。”这里的“裤子”和“脱裤子”都是比喻，“裤子”相当于遮羞布，“脱裤子”是把羞处露出来。羞处指的是教条主义。应该说，胡乔木很有想象力，这个比喻很大胆，很恰当，也很粗俗。
学者说，延安改变了文风，把五四时的现代白话改造成了革命白话。后者的功绩之一，就是使“不登大雅之堂的村言土语，毫无阻拦地进入‘高贵’的文学圣殿。原先令文化人有心理障碍和视觉障碍的字句，从此也不被忌讳地使用……过去目为粗下的语言，以‘人民群众’概念取得由政治保证的优势。”“脱裤子”就是借着这个优势升堂入室。
“脱裤子”之粗之俗，源于生活。鲁迅说，他小时候听女佣阿长讲故事：长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王蒙的老爸北大哲学系毕业，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留学三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最高做到北京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王蒙说他小的时候，“父亲与母亲吵闹，大打出手，姨妈顺手拿起了煤球炉上坐着的一锅绿豆汤，向父亲泼去……而另一回当三个女人一起向父亲冲去的时候，父亲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龙堂的土特产：脱下裤子……”
从无知无识的女佣到北大毕业的海归校长，都如此执迷于脱裤子的威力，可见其文化底蕴之深厚。如此深厚之文化势必会在艺术中反映出来，也势必会博得大多数人的欣赏。王若水讲过这样一件事：1949年开国前，解放军进城后，有一天晚上，北平市委在东交民巷原德国大使馆的礼堂举行京剧晚会，毛泽东来看戏。那天晚上演的节目里，有一个是两个人打赌，“议定谁输了谁脱裤子。输者一输再输，裤子脱了一条还有一条，一直脱了六七条，终于不能再脱了。”王若水奇怪，“毛主席为什么喜欢这种戏呢?”
尽管“脱裤子”只是一种比喻，也免不了让人想入非非。王若水对这个词就颇有腹诽：“那时，把一个干部做检查也叫做‘脱裤子’。我很不习惯。心想还有女同志在场。啊，女同志做检查也这么叫吗?”
王若水的担心是多余的,那些经过整风的知识女性,神经元早已锻炼得如老树皮一般粗粝,脸皮早已磨蚀得像木乃伊一般麻痹，“脱裤子”一类的语言对她们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因此，当艾思奇要求刚解放不久的知识分子“脱裤子要彻底，把最后的遮羞布也要去掉”的时候，她们不但没有一点反感，而且很乐于向未经此役的知识女性们传授以前“脱裤子”的经验和心路历程。“脱裤子”只是开始，脱下来是为了“割尾巴”。在上述社论里，胡乔木告诉那些“红色教授”：因为“他们的贵体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且每个人“尾巴的粗细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此只有先脱掉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裤子上面出教条，这就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系，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
显而易见，这里的尾巴，也是一种比喻。这个比喻很形象，很生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六七十年代，农村大搞“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农民在房前房后种的庄稼菜果，多养的鸡鸭羊猪统统割掉。这个比喻还有很强的再生能力，“翘尾巴”、“夹着尾巴”、“露出尾巴”纷纷由“割尾巴”生发出来。
“裤子”联想到的是人的私处，“尾巴”联想到的是动物的肢体。“脱裤子”尽管带有色情意味，但毕竟还是把人当人，“割尾巴”、“翘尾巴”、“夹着尾巴”、“露出尾巴”就不同了，它是把人当成了猪狗马羊猴。
建国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来了，考虑到这些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整风的洗礼，神经还不够粗，脸皮还不够厚，于是把“脱裤子”改为“洗澡”。这里的“洗澡”，其实是“洗脑”——在公众场合，向领导、同事、学生交代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做自我检查和批判，由与会者进行帮助。如果上级想放过他，大家又没有什么意见，这“澡”就算是“洗”完了。对于一些需要教育的重点人物，运动的组织者则发动积极分子给他一洗再洗，并加大“水温”和“搓澡”的力度。如果被洗者表现不好，就把他“挂起来”。
从社会语言学上讲，“洗澡”既是“脱裤子”的委婉表达，又是“割尾巴”的逻辑引申。
为了让这个“澡”洗出效果，浴池的经理们想出了各种办法，也就演绎出一连串巧妙而形象的比喻。首先是“水”的多少，洗大盆、中盆还是小盆。这里的“水”，指的是群众;盆，指的是会议;盆之大小，指的是会议的规模，参加者的多寡。一般说来，职位高的，如校长、院长之类，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普通的教职员工虽然自己不洗，但也不能闲着，他们得给被洗的搓澡。在具体洗法上，各校有所不同，多数学校规定，没有多大问题的教授洗个“小盆澡”即可。清华大学则把洗小盆的标准降低到了讲师一级。
其次是“水”的温度。“冷水澡”是交代和批判都大大地不够，“温水澡”表明揭发批判得还不彻底，“热水澡”是给那些问题大、态度恶的人准备的，比如北大法学院的教授周炳琳就洗了多次“热水澡”。
“洗澡”的效果与被洗者的心理承受力有关，最坏的是把人“洗”死——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著名的无机化学家高崇熙不堪大盆之洗，仰药而死。北京大学有七个人自杀身亡。其次是把人“洗”得死去活来，如清华的华罗庚因保留了出国护照被扣上了怀念美帝的帽子，华不堪诬蔑，决然赴死。复旦的刘大杰上课吹牛去过欧罗巴，“洗澡”时被揭穿，面子过不去，跳了黄浦江。北大的沈从文屡次过不了关，先割喉后切腕。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人都获救未死。周炳琳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但总过不了关也不是事儿，后来毛泽东替他说了话，才出了浴盆。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因为不好好“洗澡”，在运动后期被“挂起来”——在主办者眼里，他们成了衣帽一类的东西。
越十年，四清来了，因为有个清账目、清仓库一类的反贪内容，而贪污又是伸手的结果，因此“洗澡”之外又加了个“洗手”。又过了两年，“洗手洗澡”进了北京市委的文件：“采取集训办法的好处：……便于教师洗手洗澡，坦白交代，有利于工作组做到胸中有数。”汉语的粗鄙化渐由腠理而入膏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