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清晨，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父”的科学泰斗钱学森，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祖国和人民。早在2001年，钱学森获得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奖金100万港币。钱学森将这笔钱捐给中国科协沙草产业基金会，并说了—句诙谐而意味深长的话:“我姓钱，但我不爱钱。”，另外，钱学森一生做人有四条原则：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11月1日《新京报》)
在钱学森心目中，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如今，斯人已逝，何其痛哉!然而，钱学森做人“四不”原则和淡泊名利“金钱观”，更像是面镜子，映照出钱老的高尚无暇，照出世间百态，发人深思。
上世纪五十年代，钱学森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历经辗转，毅然决然地冲破重重阻挠回到他深爱的祖国，钱学森的归来，使人们对导弹的认识变得具体起来，他的一句话，让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有了航天梦想。
1958年，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出版，获得了—笔不小的稿费。他把这笔钱捐出来，专门买些学生们的学习用品。1962年，他将3000多元稿费作为党费上缴给组织。1978年，他将组织上为父亲落实政策补发的—笔钱交了党费，同样，“100万港元的巨额奖金支票，他看都未看，全部捐给了西部的治沙事业……”这一切，生动诠释出钱学森虚怀若谷，淡然面对荣誉、地位、金钱的崇高精神。
钱学森一生做人有四条原则：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这是钱老的心声，也是他人生境界的写照。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探望钱学森，钱学森向总理谏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钱学森批评现在的教育体制存在问题，尊重现实，其实是对缺乏拔尖人才的忧心，更是一种激励与希望，提醒我们的教育部门和大学，必须改变现行教育体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办成世界一流的学府，培养出拔尖人才，就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才成长创造各种有力条件，同时，也提醒广大科技工作者对待科学要有严谨求实的精神，一丝不苟，肯于专研，更要有热情、奉献和创新精神。
钱学森经常说：“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晚年的钱学森经常读报，当他看到学术失范、学风不正现象，充满着担心，毋庸置疑，时下一些科研工作者，甚至个别专家、学者弄虚作假比较突出，一些教授们常常奔走于大学教学、电视演讲、书店签售之间，忙的不亦乐乎?受市场经济大潮影响，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之风盛行，有些科技工作者抵制不住名利的诱惑，亵渎学术的尊严事件时有发生，比如一系列论文剽窃事件……这些沽名钓誉，表面虚荣的背后缺乏的是一种严谨的学风与人文精神。钱学森的严谨和创新的科学精神，不知让多少人汗颜?那些被铜臭味熏昏了头脑的贪官污吏，难道不感到羞耻吗?由此看来，只有斩断学术背后利益链，才能破除“潜规则”和“钱规则”，才能实现教育公平，教育才能迎来一片净土。
钱学森—生淡泊名利，他心里想的都是祖国和人民。他以谦虚的治学精神，为广大知识分子，树立了一种高尚的道德风范。钱学森的严谨治学精神和淡泊名利，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与传承，而对钱学森的忧心，我们是不是该警醒与反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