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浏览人民网，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生典故”、历史珍闻中，获悉两则让人感喟不已的故事。
一则是邓中夏退“委任状”：邓中夏(1894―1933)，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北京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后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代书记。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任红二军团政委。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邓中夏的父亲是清朝举人，辛亥革命后，当过省参议员、县长。他几经周折，在北洋军政府农商部给邓中夏找到一个待遇优厚的美差。“委任状”送来时，他非常高兴，但却被邓中夏退了回去。当他质问儿子为何要把“委任状”退回时，邓中夏说：“我不做官。做官的人，都是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当这个官有什么意思!”邓中夏还和乡亲们说：“我要做公仆，我要联合同志，做到人人有饭吃，个个过富裕生活。我的目的要为广大群众谋福利，绝不自私自利为个人单独谋财。”
另一则是许光达不受“镜匾”：许光达(1908—1969)，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69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1950年1月，许光达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故乡。乡亲们听说许将军回来了，都十分高兴。为了表示心意，大家凑钱买了一块长两米、宽一米的镜匾送给他。许光达对此坚持不受。他对倡议人说：“我是共产党员，毛主席教育培养的革命战士不是封建时代的军阀，不兴衣锦还乡，更不敢接受父老们的馈赠。分别20多年了，大家会会面，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激励斗志，搞好工作。我跟随毛主席打仗，贡献甚少，不要给我送匾。如果说有一点成绩，首先应当归功于党和毛主席，归功于人民。”
笔者之所以要把上面两则故事放在一起来说，那是因为这两则故事都共同映照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都可以作为激励我们牢记党的宗旨、始终服务人民的清醒剂、洗心镜。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邓中夏退“委任状”和许光达不受“镜匾”，都充分说明这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的政治清醒。邓中夏和许光达，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心中非常明白、清楚、知晓，要对党忠心、对人民忠诚，要始终把人民得解放、群众得福利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因此决“不做官”而要“做公仆”、做“共产党员”而不做“封建时代的军阀”，因此退了“委任状”、不受“功德匾”。但是，反观时下，回望过去，总是有些党员干部不能始终保持如此清醒的政治头脑。个别党员干部，喜欢当官不喜欢做公仆，不是真心诚意地为群众谋福利，而是死心塌地地为自己谋私利;不是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而是高高在上做官、随随便便敛财;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权不使，过期作废”。少数党员干部，不能保持戒骄戒躁的作风，而是有了成绩就邀功、有了进步就得意，在成绩面前沾沾自喜，在荣誉面前暗自陶醉，甚至从此骄傲起来、贪腐起来，而背离党和人民。
谦受益，满招损。邓中夏退“委任状”和许光达不受“镜匾”，都充分证明这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谦逊、谦卑的人格魅力。人生在世，谁不希望出人头地，谁不期盼光宗耀祖。但是，共产党人由于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历史责任，因此，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必须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始终保持一颗谦虚、谦逊、谦卑的进取心和责任感，要始终把“不做官要做公仆”作为自己的追求，始终把“是共产党员不是封建时代的军阀”作为自己的信仰，始终心系人民、情牵百姓，并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然而，在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中，有这样一种人，把升官发财作为人生信条，把邀功请赏作为拿手好戏。只要能坐上更高的位置、谋得更多的私利，不要说“委任状”，就是“黑党令”也敢接，也要戴。还有这样一类人，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方面，稍微取得一点成绩，便大张旗鼓地宣传造势，便跑上跑下地到领导面前去炫耀显摆，一点都不谦虚，一点都不脸红，好像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什么政绩都是其的。这种人、这类人，喜欢瞎折腾、乱折腾，不能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不能坚持改革开放道路不懈怠，而只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障碍、带来损害。
细微之处见真情。邓中夏退“委任状”和许光达不受“镜匾”，都充分见证了这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爱党爱人民胜过爱自己的博大胸怀。做官为的是自己，做公仆为的才是人民;做军阀有的是生灵涂炭，做共产党员有的是造福人民。这是一种大义、大爱、大智、大勇。当然，爱人民也会赢得人民的热爱。邓中夏、许光达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自己的满腔热忱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人类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他们的功勋也时刻铭刻在了人民群众的心中，他们的先进事迹、崇高精神、博大胸怀也将千古传诵、时代传承。相反，那些喜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们，由于其心中没有人民、没有群众，人民群众也终究会将其赶下政治舞台、拉下马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