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邓小平逝世10周年的时候，媒体透露了邓小平临终前两个星期的一个镜头：在医院里，邓小平看到了正在播放的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解放军总医院的护士后来回忆说，当邓小平看到自己，他的脸突然红了。(见《南方周末》2007年2月6日)
邓小平“脸红”，那是很不好意思，觉得害羞的表情。一个为创建人民共和国、为改革开放建立丰功伟绩、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受到公众拥戴的领袖，一个从枪林弹雨走过来年过九旬的老一辈领导人，当看到电视片上宣传自己时，就本能地表现出“脸红”，这说明了什么?
邓小平的“脸红”决不是偶然，而是他一贯思想的见证。众所周知，邓小平生前是坚决反对突出个人、神化个人的。在他主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就精辟分析领导干部中间存在思想僵化问题，尖锐地指出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即使在他的晚年，邓小平都身体力行维护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比如，在1989年6月，邓小平就发出铮铮之言：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谈到培养接班人时更是一倾衷肠：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81页)
应该说，邓小平多次在重要场合，在外国媒体面前剖析自己的坦诚，也从一个侧面为邓小平“脸红”佐证。比如，1980年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就谈到，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说，我一生问心无愧。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见《红墙决策》第347页)
不言而喻，邓小平对电视片宣传他本能地表现出“脸红”，是滴水映照太阳，照出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照出了他始终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的崇高品格。
时下人们之所以留恋邓小平的“脸红”，也是有原因的。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是，某些地方官对本来是党和人民共同奋斗取得的成绩，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到处夸夸其谈，大小会说了不算，还通过出版面费请传媒广而告之;某些地方官在总结自己成绩时总是用“放大镜”，其夸张程度令人们都不敢相信;而对存在的问题则用“望远镜”，望望了之，据说不当一回事。在一些地方基层，官员乐听恭维话，听无原则吹捧之话已习以为常，尤其在当面听到吹捧话的时候，一些官员不以为羞，反以为荣，表现出津津有味，喜上眉梢，忘乎所以。这其实是一种浮躁与虚荣。许多事实证明，官员一旦过分看重自己政绩功劳之际，钟情被吹捧，沽名钓誉之际，就是脱离集体领导，脱离人民群众之时，也就是危险之时。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就是这么一个极力鼓吹自己“经营城市有方”而不脸红的地方官，其下场是最终被人民唾弃。
官员吹嘘自己不脸红的症结是没有摆正个人与党、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心目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因此，克服这种“吹嘘病”，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正确摆正位置是重要一条。而积极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和监督则是关键。一旦“吹嘘病”冒出，党的组织，公务员团体就应闻吹而警醒，加以严肃批评，令吹嘘者脸红耳赤改过自新，铭心刻骨。
由此而言，邓小平“脸红”也是一笔珍贵遗产。在取得成绩听到表扬的时候，人们能本能地“脸红”起来，恐怕也是求真务实的一个写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