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20世纪50年代。他常说，他们这一代中国人，在教育上是最被耽误了的。一来祖辈父辈所接受的传统教育被彻底否定，二来社会崇尚的是粗鄙浅陋的反文化之文化。一句话，就是没有书读。而在那个知识贫乏的年代，对他们的成长与发展影响最深的书籍则是被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这本摘录了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红塑皮本，是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的书。在当时社会的各个角落，小到杯子等日用品，大到学校教室和工厂车间里的字幅，处处可见语录里的警句，就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语录。那时我们的祖辈父辈对《毛主席语录》和他本人的追崇达到了顶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手挥“红宝书”的红卫兵的壮观场面，成为那个时代独有的记忆。
如果说父辈们成长在一个对领袖的才情与革命情怀无限欣赏，对领袖至死追随奉若神明的时代，那么生于80年代的我们则生活在一个天天挖掘伟人缺点和隐私的时代。虽然传统的教育体系让大部分的我们依然中规中矩，但逐渐开放的出版市场、媒体环境，让我们有更多的途径与视角了解我们国家领导人和中国近代的政治历程。就像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Ross Terrill，Mao：A Biography)，用外国人的视角和距离，客观写出了历史与时代造就的毛泽东，让毛泽东从众人心中的“神”回归到令人佩服的“人”。90年代初，该书第一版的译本在中国出版时，一时间洛阳纸贵。
作者以叙述为主的传记笔法，对毛泽东艰苦奋斗的历史以及思想的形成花费了不少的笔墨，对其一生的功过也有着一些与众不同的见解。书中的毛泽东不是先知，不是圣人，他出生于一个被称为最坏的时代，诞生于一个保守的农村家庭，也不曾受过留洋的开明教育，但他一次次地超越命运为他所设计好的轨迹。“孩儿立志出乡关，不学成名誓不还。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少年毛泽东离开家乡到长沙求学时写下了这首《赠父诗》。这是毛泽东生命中一次真正意义的“出乡关”。离开韶山，走出的不仅仅是家门，还有小农经济下的思维局限和命运对于他的束缚;长沙求学，学的也不仅仅是新知识新文化，更多的是学习人生的新境界新气魄。父辈们成长时认识的毛泽东更多的是他事业的无限辉煌时。而在特里尔的笔下，我们读到毛泽东一生遭遇过的诸多挫折。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长征开始，整整三年，毛泽东的处境可谓艰难。那种“高强度”的批判，若没有宽阔的胸襟、钢铁的意志，一个人很难经受得住。但令人佩服的是每一次挫折之后，毛泽东的再度复出都是中国革命的“强心针”。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无力者若落叶浮萍，无可奈何;有力者则中流击楫，力挽狂澜。毛泽东是智慧的，他选择了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个体生命的展开，也惟有纳入历史的轨迹，与历史的脉搏彼此呼应，才能开拓出个体生命的广度与深度。
虽然从这本书里，我没能像父辈那样在《毛主席语录》中找到自己崇拜的神明，但我开始从伟人的经历中思索人的一生该怎样度过。莎士比亚说，我们命该活在这样的时代。既然无法决定开端，那么只能选择过程。在被抛入无常的人生漩涡之后，能够在与这种无端、无常的斗争中为自己的生命赢得令人尊重的一席之地，即使不论历史功绩，毛泽东的一生都足以令人钦佩不已。我庆幸我所处的时代，可以让我换一种角度来解读毛泽东那句著名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