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发现的材料看，周恩来是我们党和红军领导成员中最早公开评论范长江红军长征报道的人物。1937年1月下旬，在绥远报道绥远抗战的范长江，为了弄清西安事变的真相，特从包头乘机飞银川，又从银川乘机飞兰州，再从兰州乘车去西安。在西安，他通过大公报西安办事处的关系，找到邓宝珊将军，然后通过邓宝珊的关系，找到杨虎城将军，再通过杨虎城的关系，在杨虎城公馆见到周恩来。这是范长江见到的中共第一位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和范长江握手，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这番话，我理解，有3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说明范长江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和其他报道，在红军中已留下深刻印象;第二层意思，你范长江虽然写了红军长征，但"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这就是说你写的那些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不是受共产党和红军指使的;第三层意思，"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是周恩来对范长江红军长征报道的高度评价。"惊异"二字不是随便说的。你范长江既然和我们党和红军没有关系，为什么你却对我们从四川北上的军事行动有几条路可走，比较其优劣，最终将可能选择哪条路，分析判断得那么入理，那么准确，那么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难道不令人惊异吗?除北上走哪条路而外，周恩来的话，可能还有所指。
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将军，在《怀念长江同志》一文中说："我对长江同志的鼎鼎大名是在报纸上熟悉的。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进行艰苦的长征。当我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甘肃、陕西地区时，收集到一些报纸，发现一些长江署名的文章，在我军尚未长征前即判断我们可能要放弃江西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分析了红军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进行转移，并对红军长征过程和下一步的动向做出了估计，大家感到很惊讶，都为长江同志的过人才华而赞叹不已。"张震和下面张爱萍将军的回忆，证实了周恩来说的"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那句话。
张爱萍上将在《不尽长江滚滚来》一文中说，他最初知道范长江的名字，是在红军长征途中读了范长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旅途通讯《千里江陵一日还》。关于范长江对红军长征的报道，他说："他对红军的行动方向，革命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在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谈到朱德、毛泽东、徐向前今后之动向时说：他们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然后转陇南以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接通陕北刘志丹……""长江同志的分析与预测，展现出一个军事家的谋略和智能，不禁令我对他的才华和卓识十分钦佩。"
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同志，在《新闻工作忆往--从范长江同志对我的言传身教说起》一文中说："《中国的西北角》和长江在1935年写的其他旅行通讯，其流传之广，作用之大令人吃惊。在新华社平津前线总分社开会时，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宣传部长肖向荣交口称赞这些文章，说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围剿"的艰难情况下，把红军的动向、主张有时曲折地有时直白地告诉人民，太难了，可是长江同志做到了。"不但有深远的眼光，还有非凡的勇气。"长江总是谦逊地笑笑，说："那是十多年前的事，用现在的标准看，只能说惭愧、惭愧"。"
197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出一条消息《在中国科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引题)/范长江同志得到平反昭雪(主题)》。当天报纸还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解放初期曾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魏克明写的《悼念范长江同志》，一篇是胡愈之写的《忆长江同志》。胡愈之说："他是一名小兵(指1927年长江17岁的时候，作为贺龙军长的第二十军一名小兵，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但是他是抱着雄心壮志当小兵的。他有一种朴素的革命思想，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除军阀，除贪官污吏。当时他太年轻了，太缺少斗争经验了。他在开始当小兵时，甚至还不能分清敌我友。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下了决心，同国民党决裂，靠朋友的帮助，到了北平，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一边在北京大学听课，一边向报纸刊物投稿，度过艰苦的生活。最后以大公报记者的名义，到了四川当了一名随军记者。这就给长江一个极好的机会，促成他思想上的大转变。他是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由这些报道汇编而成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后来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但是长江仍然是一名小兵，是毛泽东麾下的最忠诚、最勇敢、最机智的一名小兵。"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作为长江的朋友、战友、师长的胡愈之，对长江，怎样既有爱护式的批评，又有充分的肯定。他对长江的红军长征报道，对《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作了高度评价。据我所知，胡愈之是最早作这样评论的。1980年4月出版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的"编辑前言"，说范长江"第一次公开如实地报道了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源盖出自胡愈之的论断。胡愈之是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前辈，"五四"运动时，他就任《东方杂志》编辑、主编，他长期在上海从事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出版总署署长，光明日报总编辑，后来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凭他的工作经历，凭他对国民党统治区新闻媒体的了解，他认为范长江是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不是信口之言。当然，他绝不会想到他的这个论断，被沿用后，竟被有的人说成是"强加"给范长江的。
1927年严重白色恐怖下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新闻工作者张友渔，曾任香港华商报总主笔、重庆新华日报社长等职，北平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1989年，中国记协举行《范长江新闻文集》和《范长江传》首发式座谈会，张友渔作了题为《长江--我国新闻界的泰斗》的发言。他一开头就说："早在1935年我读了长江在《大公报》上刊登关于西北和红军的通讯，对他就有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认为他当时写那样的通讯，是很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