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斗争过程中，始终关注台湾、关心台湾民众，曾被台湾报纸称为“中华之列宁”。
孙中山曾经派人秘密前往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先后建立了兴中会和同盟会在台湾的组织。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就曾向中外记者表达了复台意愿：“中国如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1924年底，为推动实现南北统一，孙中山抱病北上抵达北京，终因病重住进协和医院。他在病榻上仍念念不忘台湾同胞，1925年2月11日，孙中山专门向身边人谈了和日本有关的三个重要事项，其中又涉及到台湾问题。在其革命生涯中，还多次到过台湾。
孙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深刻地启发和指导了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主权利、争取回归祖国的斗争。比如，原籍广东的苗栗客家人罗福星，少时在苗栗公学校读书，因不堪日本人的歧视压迫，于1906年回到祖国大陆，在厦门加入同盟会，曾被派去印尼、新加坡等地在华侨中开展活动，1911年回国参加黄花岗之役和武昌起义。1912年10月，他奉孙中山之命回到台湾，秘密进行抗日活动。1913年3月15日，他在苗栗召开各地抗日志士大会，发表《大革命宣言》，号召台湾人民团结起来，举行全省大起义，赶走日寇，收复台湾。起义失败后，罗福星被日本警察逮捕。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此次募集革命党员，系为反抗日本政府，脱离其统治，计划使本岛(即台湾)复归中国所有。”1914年3月，罗福星在台北监狱英勇就义，刑前高唱“祝我民国词”和“绝命词”，其中祝我民国词共8句56字，每句的第一个字合成便是“中华民国孙逸仙救”。
在日本殖民者的严厉统治和残酷镇压下，武装反日活动陷入低潮。但是，以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为标志，台湾同胞非暴力的反日民族民主运动随之兴起。非暴力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传播中华文化、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
1923年创刊的《台湾民报》，编辑和记者中不少是“台湾文化协会”的骨干成员，成为当时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对民众进行思想、文化启蒙的重要喉舌。《台湾民报》1925年2月以“革命领袖孙中山”为题的文章，详细报道了孙中山北上进北京时受民众热烈欢迎的情形。当时误传孙中山先生已逝世，他们又发表评论“愿中山先生之死不确”，将孙中山同列宁并列为“世界伟人”，说：“去年(即1924年)我们的世上才失去了一位世界的伟人，俄国大革命家，今年又欲把一位世界的伟人，中国的大革命家从此世夺去，那死神也未免太无情了。”并称颂孙中山“是站在泰山顶上大敲其警醒之钟，把四万万还在打鼾深睡的同胞叫醒”,“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官僚打仗，屡扑屡起，愈垮愈强，其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为中国所绝无而仅有”。在其先后发表的多篇文章中，还称孙中山为“平民的导师”、“汉民族的领袖”、“中华之列宁”、“弱小民族之救主”，并怒斥日本殖民统治者和岛内反动分子对孙中山的造谣诬蔑。
与此同时，岛内一些先进人物认真研究、积极宣传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从事反日民族民主运动。著名民众运动领袖蒋渭水1912年就参加同盟会，1913年11月底孙中山到台湾时，他欲前往拜见，因日本警察戒备森严未能如愿，但事后中山先生给他回信并赠送民国纪念章。1927年，蒋渭水发表《我之主张》，明确阐述了其推行反日民族运动的思想，提出以实行扶助农工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为榜样，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台湾的民族运动相结合，通过“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来解救台湾。他主持创立了代表台湾市民阶级利益的“台湾民众党”，并以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为蓝本，拟定三大纲领：“确立民本政治;建立合理经济组织;改除社会制度之缺陷。”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发表演说，呼吁台胞深深接纳孙先生最后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日本殖民当局的《警察沿革志》当时就称他为“中国国民党革命运动影响下的蒋渭水”。今天，台湾同胞仍然尊称他是“台湾的孙中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到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台湾岛，台湾同胞不畏强暴、顶住殖民统治高压，坚持于3月24日晚在台北文化讲座召开规模盛大的追悼会。在广东的台湾青年组成的“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于孙中山逝世2周年时发表“敬告中国同胞书”，表示台胞要认清时潮，急起直追，来参加祖国的革命，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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