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担任周总理秘书的纪东在回忆录《难忘的八年》里，记叙了这样一个细节。
1969年的冬天来得早些，中南海里也早早地烧起了暖气。那些受到冲击的老同志，虽然有总理的保护和照顾，但对他们来说，这个冬天仍然显得格外寒冷。 一天下午，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办公室的电话:“李富春同志和蔡畅大姐要你们向总理报告:家里温度低，身体又不好，有些冷。请总理给有关单位说一下，能不能把暖气烧好些?”放下电话，我急忙向总理报告此事。他听了之后，双眉紧皱，气呼呼地说出了三个字:“势利眼!”总理接着对我说:“做人啊，不能做势利小人，特别是在人家倒霉的时候!……
周总理在这里所说得 “势利眼”、“势利小人”就是不看历史、不顾将来的。有句俗话“看人下菜碟”，也是说的这个意思。
不过,周总理所说得 “势利眼”、“势利小人”虽然是说在“文革”时期，但是，现实生活中，类似于这种“看人下菜碟”、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也并不鲜见。不仅普通人群当中有，干部队伍当中也有。只是表现不同而已。
普通人群当中的“势利小人”，可能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势的巴结和对财利的追逐。如唯势是攀，趋炎附势、狗仗人势，仗势欺人，落井下石，唯利是图，见利忘义，鼠目寸光，在他们心目中，没有人情，没有人义，只有势、利。“势利小人”也有自己的圈子，但都是相互利用的利益关系，一旦利用完了，圈子也就散了。你有势有利，就拼命去巴结你，一旦你没有势没有利了，就一脚把你踢开。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个人得势时，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众人趋之若鹜;一旦失势，便“树倒猢狲散”，甚至“墙倒众人推”。
与普通人群当中的“势利小人”相比，干部队伍当中的“势利小人”，除了具有普通 “势利小人”的这些特点外，还表现为，当自己没有得势时，往往还有那么点人情味，而一旦自己得了志，有了势，一夜之间就会变成另一副面孔。置“人情法则”于不顾，一点人情也不讲，一点面子也不顾。对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正当的、合情合理的要求，置若罔闻，表现为盛气凌人，霸气冲天，老子天下第一，甚至连自己“姓”啥“名”谁也不知道了，正所谓“一朝有了权，就把令来行”，俨然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
“势利小人”是极其有害的。无论是一个单位还是一个地方，一旦小人当道，老百姓就没有安宁的日子过了。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对君王建议，一定要“亲贤臣，远小人”。
“势利小人”的表现形式虽然各异，但他们的本质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唯“势”是用，唯利是图，落井下石，无情无义，一切以“势利”为基本处世准则。对这样的“势利小人”，大多数人对此是极其鄙视和深恶痛绝的。因为，人生而平等，只有贫富之别、职位之别，而无高低贵贱之分。 古人说得好，“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故君子不与也。” 因此，无论是什么人，最重要的，不要有一种以势利衡量人的习气。而应该以义为重，以情为重，讲诚信、仁爱、正义、谦恭，而绝不可势利。这是做人为官所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
在这方面，周恩来总理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从小就厌恶那种家业兴隆时，宾客如云，趋之若鹜;家道衰落时，则惟恐避之而不及的势利小人。痛恨那种“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丑恶现象，参加革命以后，无论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当了共和国的总理后，他重亲情却从不为亲人谋私，重情义却从不拿原则作交易。冲破了狭隘的世俗范畴，融入了广阔无垠的爱的海洋。他把超凡、无私、博大的爱，无遗地播洒给了他热爱的党、祖国、人民，而唯独没有他自己。他一生视人民如天，视自己是人民的儿子，对人民的感情热烈而深沉，他不能容忍一点点的坑民害民之事，人民的任何一点疾苦都引起他的重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总理抓住机遇，在征得毛主席的同意后，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解放”了一大批靠边站、受审查的干部，其中包括国务院的不少老部长、省里的负责人和部队的领导。就是在1972年，他身患癌症，又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处境维艰之中，但为了减少党和国家事业的损失，他也不顾病情严重，仍然坚守自己的岗位，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量，保护了大批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苦心维护着国家生活的正常运转。
为保护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的身体健康，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对在京及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并改善他们的就医条件。总理并要政协机关调查上层爱国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了解、掌握他们的健康情况。为了给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们安排工作，总理也是费尽了心机，多方运筹，寻找机会，创造条件，具体落实。用自己超越亲情，大爱无边，正直无私的高尚美德，受到了全党和全国种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论语》里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周总理正直无私、身体力行的做人美德中，从周总理“做人啊，不能做势利小人”的告诫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