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职业的原因，我们得以有机会能走近开国元勋的后代。在采访过程中，我们静静地倾听他们诉说有关先辈的点点滴滴。他们都认为，作为开国元勋的先辈，他的一言一行影响和教育着自己的成长，亲人在自己心中是座无言的丰碑。
毛新宇：对爷印象模糊但感情深厚
毛新宇身材相貌颇似爷爷毛泽东，身材魁梧，长相敦厚，言谈中时常透出睿智。谈及自己最爱戴和崇拜的主席爷爷以及自己所处的红色家族，毛新宇滔滔不绝。
“爷爷是我的‘上帝’，我崇尚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成吉思汗、朱元璋等英雄人物，但我最崇拜的是我爷爷。”谈起自己的爷爷，毛新宇总是流露出一种虔诚和敬仰。当人家像称呼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习惯直呼毛泽东的名字时，他却虔诚地敬称“我爷爷”或“毛主席”。话语中充满了深深的自豪感。
毛新宇虽然和自己的爷爷毛泽东同在中国大地上生活了6年零8个月，然而祖孙俩连见面的机会也不多，甚至连一张像样的合影照片也没留下。虽说爷爷去世时他年龄尚小，虽说他跟爷爷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极有限，且跟爷爷接触的印象比较模糊，但爷爷对毛新宇的影响却最大。
他与爷爷毛泽东一样，酷爱历史。他说，我199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1995年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部学习，获得硕士学位，后博士毕业于军事科学院。“从上大学到读博士，我都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只不过方向有所不同。我受老人家的影响，很喜欢历史。我爷爷对历史的许多看法，给了我很深的启发。”
毛新宇为研究“毛泽东”，曾“触电” 过。由珠江电影制片厂和北京东方红太阳艺术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电视艺术散文片《江山如此多娇——毛新宇走访散记》，2001年4月底在江西井冈山开机，9月初完成，国庆期间播出。“触电”的毛新宇后来逐渐适应了昼夜连轴、风里来雨里去的拍片生活。对党史非常熟悉的毛新宇还不时给拍片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他这样评价爷爷毛泽东：“从我的内心来说，对爷爷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对他老人家十分的崇拜，十分希望他老人家还活在我们身边。从学者的研究角度来看，爷爷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十分完美的人，作为一个伟大的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他缔造了新中国，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个人品质来说，他的品德十分的高尚，同时他也是一位慈父;从知识结构和才能来讲，他有十分渊博的知识，在政治、军事、哲学、经济甚至教育等领域方方面面，都堪称一代大家;在艺术领域，他的诗词和书法，是现代的一般中国人所无法比肩的;他的个人兴趣，也十分的高雅，他有超乎于常人的坚强的意志，他有海一般宽阔的伟大的胸怀。他崇高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个人品德，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象征。”
作为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研究自己的爷爷是否有个人感情上的偏见呢?毛新宇说：“历史与感情是不可分的，没有无感情的历史，也没有无历史的感情。从个人感情上和血缘关系上说，我对爷爷有很深厚的感情，但是爷爷是一位历史巨人，他属于全世界，也属于中国，所以，又要求我以理智的态度来研究我的爷爷。”
周秉德：伯父的音容笑貌铭刻在记忆深处
周恩来在兄弟三人中是老大，大弟周恩溥，四十年代去世，生有一子，已于前几年在河南焦作去世，小弟周恩寿生有三男三女。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便是周恩来总理胞弟周恩寿的长女。她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曾跟随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
谈起在中南海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与体贴及教诲，周秉德女士显得那么的激动与忘情，时而激昂，时而沉思，恍然回到了西花厅岁月。
1950年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热火朝天，周秉德所在的班好几位十五六岁的同学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周秉德揣着羡慕的劲头，也在报名处拼命地挤。可是因年龄太小，报不上名。
周恩来知道后，不由哈哈大笑，“一个小孩，人家怎么会要你?”见周秉德一脸的不高兴，噘着小嘴巴，周恩来又过来安慰她：“当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实际啊!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的机会有的是!再说，留在后方，也可搞宣传发动工作。”本来鼻尖发酸的周秉德，听到这里茅塞顿开，后方的她的确可以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于是，周秉德积极参加了学校业余剧团，在校内、农村和社会上，多次开展抗美援朝的节目演出活动。
1952年，周秉德面临初中毕业。就她当时每学期的学习成绩而言，读高中、考大学或跟潮流留苏，应该不成问题。偏偏在这时，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置身乡村，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我。周秉德感到我们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但教育力量还很薄弱，于是一个教师梦时时萦绕在心底，“当教师”成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意念。
周六，周秉德照例回西花厅。餐桌上，周秉德禁不住把自己择业的小秘密告诉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何况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师去培养人才参与祖国建设，当教师很有意义。当年我16岁，一毕业也是当教师的。当教师，我支持你。”邓颖超一听周秉德“宣布”的“决定”，马上做出欣慰的反应，说到这，又转过头向正在举筷吃饭的周恩来说：“秉德不准备考高中，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你怎么不吭一声，表个态?”
周恩来放下筷子，缓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这一年，周秉德梦想成真，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毕业后，周秉德如愿分配到北京东郊区(现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被指派到四年级做班主任，教语文和算术，成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周秉德说：“我从小在伯父身边长大，他离开我整整33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他那双眼睛依然在注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伯父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无论你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
朱敏：我是元帅爹爹的平民女儿
走进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一幢普通住宅楼内，我们很轻松便找到了朱德同志女儿朱敏的家。一进门厅，映入眼帘的是一尊朱德半身塑像。塑像两旁还摆放了些绿叶盆景，刹时让人感受到几分有别于平常人家的肃穆庄重。
“不管干什么，都要安心自己的工作，干哪一行，就要把哪一行搞好。”多年后，每当想起爹爹生前常说的这些话，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师的朱敏觉得似乎工作干劲更足，“就在他去世前，还对亲人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在一篇怀念爹爹的文章中，朱敏如此写道，“父亲的这些教诲，是留给我们子女后代的无价之宝。我一定要像父亲一样，踏踏实实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965年年底，北京师范大学组织部分师生去农村搞“四清”运动。听说学校下乡的地点是爹爹抗战期间曾经战斗过的山西晋东南地区，朱敏积极报名参加下乡搞运动。但出于对她身体情况的考虑，系里没有批准。可是朱敏特别不服气，搬来爹爹当“说客”，这样学校领导终于答应让她下乡了。
临行时，朱德对女儿说，这是一次和工农相结合的好机会，你在外国呆了很长时间，对中国农村不了解，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接受锻炼。朱敏到达晋东南后，按照父亲的嘱托看望当年的老乡，还看望了留在当地的老八路。乡亲们一听说朱德的女儿来了，就像对待自己的亲闺女一样，把朱敏接到家里居住，向她讲了好多当年的故事，乡亲们那种对八路军、对父亲的真挚感情，令朱敏十分感动。当时，朱敏身患严重的高血压症，还曾晕倒过。谁料，到了农村后，高血压症没有伤害朱敏，一场意想不到的疾病却突然而至。开始时，朱敏常觉得右眼发胀发花，还以为是睡眠少，眼睛疲劳造成的，就自己点眼药水，并不放在心上。半年后的一天，朱敏突然发现右眼什么也看不见了，而且肿胀也十分厉害。工作组的同志连夜将她送到县医院，但医院无法确诊，估计是高血压引起的视网膜出血。于是，朱敏回到了北京，可是还是由于视网膜出血时间长，已经引起血肿，一时难以治愈。医生先用保守疗法治疗，希望保住这只眼睛。偏在这时，“文革”开始了，专家们全被打倒。朱敏失去了他们的精心治疗，眼睛随之失去了最后复明的希望。一场手术之后，朱敏从麻醉药失效后醒来，那只黝黑的右眼便永远从脸上消失了。
朱德虽说也很难过，但在女儿病床前他却乐观地用苏联英雄保尔的事迹让女儿明白——你是健全的人，一只眼睛同样可以工作，大可不必难过和伤心。后来，他又请眼科专家为朱敏装了一只假眼睛，因为安装技术好，假眼也特别逼真，从外表看根本看不出真假。
与爹爹这样的伟人生活在一起，使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辱没他老人家的英名”，长期以来，朱敏和丈夫刘铮始终把“忠诚老实地做人，认真勤恳地做事”作为座右铭，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孩子们。
陈伟华：父亲是我这位教师成长路上的良师
小时候，陈伟华心中有一个梦，那就是长大后当人民教师，她曾多次在作文中把当教师作为自己的志愿。当年，在中国公映的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她百看不厌。她喜欢这部电影，喜欢瓦尔瓦拉，喜欢当老师。
“文革”时，父亲陈云受到冲击，母亲于若木独自一人去了湖南的“五七干校”，哥哥、姐姐、妹妹也先后被学校和单位分配到了外地，只有陈伟华和上初中的弟弟留在了北京。1966年，陈伟华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念完高中，正要考大学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毕业后又在校参加“文革”中一些所谓活动。当时，她的父亲陈云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1968年，同学们陆继奔赴工作岗位时，陈伟华同样面临寻找自己的路。好不容易她才被预分配到丰台区的一所学校工作，可那里的干部在调阅学生档案时，发现陈伟华就是主张“包产到户”的陈云的女儿，于是只好表示遗憾，不敢接受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后来，陈伟华几经努力才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当乡村小学教师。
1977年，全国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陈云听到消息后很高兴，嘱咐夫人于若木迅速通知女儿陈伟华。陈伟华听后，与父母一样高兴得不得了。艰苦的努力加上原来较好的学习基础，陈伟华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来，陈伟华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父亲知道女儿又当上中学教师后，非常高兴，专门把她叫到身边，详细询问了回到学校后的各种情况，鼓励她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
陈云以自己的言行、品格耳濡目染地影响着他的儿女们。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女儿陈伟华便会忆及自己的父亲，想起童年与父亲相处的情景：父亲很忙，没有多少时间能和孩子在一起。有一回，陈伟华从托儿所回来，不吃饭，见到父亲扭头就跑，因为她对父亲很“陌生”。大些了，陈伟华记得父亲了。每次见面，父亲总笑眯眯地讲子女小时候的事，有时把她拉到怀里，亲她，并问“扎不扎?”陈伟华咯咯地笑了：“不扎!”父亲也哈哈地笑了。至今，当年那被“扎”的感觉似乎还留在陈伟华的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