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3月5日电 近日，党史频道推出了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哈战涌主编的《建军的那些人与事——星火燎原》一书。大革命失败后，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军队。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动动派的第一枪。随后，秋收起义等各地中共领导的武装抗争风起云涌，起义队伍铭万为日后人民军队的骨干力量。本书通过对全国各地起义和主要起义领导人活动的白描，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点燃“星星之火”的可歌可泣的艰苦历程。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广州起义殉难的烈士中除了最高指挥者张太雷外，还有喀西士等五名苏联人，以及成百上千的工农群众。其中，周文雍和陈铁军这对革命夫妻在起义失败后英勇牺牲的壮举，给这段悲壮的历史增添了一抹特别的革命浪漫色彩。
周文雍出生于广东开平一个穷困的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在亲友的资助下于1922年考入广州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上学期间，他读了一些革命书籍、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一部分马列主义著作，接触到了革命理论，并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又成为团支部书记和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周文雍在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赢得了许多进步青年的钦佩，成为广州重要的学生领袖。由于积极参加工人运动，遭到校方开除。中共广东区委知道后，对周文雍的行动予以鼓励，并将他转为中共党员，同时安排他到新学生社工作，还让他担任区委的工委委员。从此，有着学运和工运两方面工作经验的周文雍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1926年夏天，他担任共青团广州地委书记，成为广州青年工作的总负责人。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广东区委改称的广东省委考虑到周文雍的安全，决定将在香港坐机关的女同志陈铁军调回广州，以假妻子的身份协助他工作。
与周文雍来自城外农村不同，陈铁军是佛山市内归侨富商的大小姐，此时23岁。名义上已嫁过人的陈铁军比周文雍还大一岁，他们虽彼此认识，却没有什么交往。陈铁军出身大家闺秀，但却是一个自动抛弃优裕家庭的叛逆者。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她在广州读完初中后，就考上广东大学文科的预科，并在校内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陈铁军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就担任了中共两广区委的妇委委员，在邓颖超领导下开展妇女工作。由于形势发生变化，陈铁军被派到香港坐机关，后回到广州与周文雍假冒夫妇。在假冒家庭的秘密机关内，因革命需要而被安排在一起的周文雍和陈铁军，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然而在共同工作中，两人被各自身上所具有的独特气质吸引，感情日益增进，在内心中都把对方视为自己的爱人，只是没有说破。
广州起义时，周文雍是中国共产党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也是工人赤卫队的总指挥。1927年12月12日下午，广州起义面临的形势非常危急，周文雍参加完西瓜园召开的群众大会后，就回到设在原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赤卫队总部。傍晚，总部突然遭到一股国民党军的袭击，周文雍急忙离开那里去调援兵。等他带着调来的少数赤卫队员赶回总部时，国民党军已被打退。紧接着，周文雍又前往战况紧急的阵地巡视，发现西关正面临着大批国民党军的进攻，就留下来组织队伍进行反击。他率领赤卫队一直战斗到天黑，这时，突然发现同友邻单位已经失去了联系。
夜深后，周文雍赶到设在原公安局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此时却收到黄平的通知说已经撤退，并要他通知赤卫队撤退，他本人则要快些转入地下隐蔽。这时的通讯网络已经被破坏殆尽，身为赤卫队总指挥的周文雍不愿丢下队伍自己隐蔽。在无法找到其他单位的情况下，他只好率领西关的这支赤卫队向城东郊突围。经过12月13日一天的突围战斗，周文雍率领队伍冲出了城外，但他身边已剩下没多少人了。
出于应向省委做出交代的考虑，周文雍到达东江边后，决定化装前往香港，以找到省委的秘密机关。到香港后，周文雍受命担负了接待安置工作。那时的港英当局对来港的中国人管理并不是很严格，但因答应了广州国民党当局的要求，允许他们派人来港会同当地警察缉拿“暴动要犯”，以引渡回内地。在这种情况下，由周文雍这样一个长期在广州抛头露面且还是广州起义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人，来负责迎接和安置来港同志的工作，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很容易被叛徒辨认而遭到逮捕。然而，周文雍却没有顾虑这些，每天都跑来跑去的，正好又遇到了从广州撤到香港的陈铁军。
周文雍和陈铁军是在12月12日一早分的手。当时，在长堤一带驻防的警卫团第三营营长施恕之急需一位懂广州话的人来给他做翻译，一方面要与工人赤卫队协商，另一方面还要对新补入该营的多数省港罢工工人下命令。于是，他跑到苏维埃政府找周文雍，周文雍看着在自己身旁帮忙整理文件和处理各种事务的陈铁军，想到能马上派出的人就只有她了。陈铁军二话没说，跟着施恕之来到长堤阵地。由于周文雍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信，而陈铁军又经常以“周太太”的身份对外参加活动，因此，陈铁军来到长堤阵地后，受到许多工人和省港罢工工人出身的警卫团战士的热烈欢迎。随后，这位“女翻译”陪同施恕之在东堤和大沙头阵地上往来奔走，负责用粤语传达命令。傍晚时候，东堤一带的防线被突破，防守的警卫团战士一部分牺牲，一部分失散。此时没有了翻译任务的陈铁军跑回苏维埃政府去找周文雍，但没有找到。在一片混乱之中，陈铁军只好回到起义前的秘密住所，见到刚从救护队中回来的妹妹陈铁儿。随后，姐妹俩接到“马上撤退”的秘密通知。待外面的乱捕乱杀稍稍缓和一点后，两人才化装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在那里正好遇到了负责接待安置工作的周文雍。
广州起义失败后，从上海赶往香港的李立三接管了广东省委的工作。对于起义失败的原因，李立三未归咎于客观形势，只是一味地追究原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的责任，动辄予以惩办。作为起义重要负责人的周文雍也受到了严厉的处分。1928年1月1日至5日广东省委通过的《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中，对周文雍的处分决定是：“周文雍同志系最高指导机关负责同志之一，指导机关所犯的错误，应连带负责，同时系赤卫队总指挥，关于赤卫队一切错误更负重大责任，所以周文雍同志应予开除常委委员、广州市委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请中央批准。”
随后，李立三认为应立即派周文雍回广州重新工作，以洗刷原来的错误。对此，当时负责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很不以为然，马上与李立三争辩道：“现在敌人杀红了眼，到处搜查我们的同志。广州的党组织损失严重，需要派人去整理恢复和了解情况，不过要去，也要派那些不出头露面、不引人注目的同志去。周文雍在广州可以说是红得发紫的人物，派他去显然是不合适的，等于是往虎口送肉。”然而，李立三并未听从这一意见。
对于省委的安排，周文雍本人当即表示完全接受。陈铁军在得知这一安排后，立即与周文雍约定好联络方法，随后便与妹妹陈铁儿先行从香港返回广州。
1928年1月上旬，陈铁军姐妹乘船回到广州。她们打扮成富裕的归侨模样，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在市内拱日路租下了一栋洋房的一层住下。过了几天，一个打扮成“金山阔少”的男人也到达了这栋房子，同“金山少奶”会齐，这人正是从香港回来的周文雍。
周文雍、陈铁军按照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积极组织群众积蓄力量，准备再次暴动。为了动员群众，周文雍决定在春节期间发动一次政治攻势，称为“春季骚动”。所谓“骚动”，就是乘着过旧历年时人群拥挤，在繁华的街道两旁散发和张贴传单，说明革命没有完结，要广州人民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继续战斗，以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
在筹备这次行动期间，陈铁军返回佛山一次，从她哥嫂那里要了200元钱。不料，在她回到广州的第三天，也就是1月27日，由于叛徒告密，周文雍、陈铁军两人在拱日路的住所遭到警察的搜查，两人双双落入虎口。
由于周文雍在广州起义时亲自率队攻打过公安局，曾经爬墙而逃的公安局局长朱晖日提出要亲自出面审讯，以获取广州市内共产党的组织机密。刚开始，朱晖日还装出一副笑容，对周文雍声称：“按你指挥暴动的罪论处，枪毙十次都够了。不过只要你把知道的共产党组织关系都交出来，不但可以免去一死，政府还可以量才录用。”
面对利诱，周文雍毫不动摇。朱晖日见此情景，马上凶相毕露，下令施刑。在经受了“放飞机”、“坐老虎凳”、“插指心”等一系列酷刑折磨后，周文雍几度昏厥，但仍坚不吐实。随后，他又被架到桌子前写“自首书”，然而纸上的落笔之言全是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并表示坚定革命信念的话。朱晖日在气恼之下只好让人把周文雍架回牢房。
回到牢房后，周文雍知道自己的生命不长了，就用手指上被钉竹签流出的鲜血，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了一首诗：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被关押在女牢的陈铁军同她“丈夫”一样坚贞不屈，国民党当局决定公开审判和处决周文雍、陈铁军。
在法庭上，法官宣读了周文雍“组织暴动，焚烧广州”的“罪状”。在宣读完死刑判决书后，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最后的要求，他想了一下，回答道：“我别的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求和陈铁军同志一起照张相。”这是周文雍一直以来的心愿。在他和陈铁军扮成假夫妻后，两人逐渐萌生了爱情，曾想着照一张“夫妻合影”来对外掩护，但因工作忙一直未能去照。如今到了为革命献身的时候，也应该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在得知周文雍的要求后，陈铁军非常高兴。
在那张留存于世的合影上，这对“共产夫妻”昂然并肩站立。周文雍表情严肃，大义凛然，只是由于遭受酷刑，手势有些不正常。站在他旁边的陈铁军则披着当时妇女流行的那种长四五尺的宽围巾，温柔地把头侧向自己的“丈夫”。许多看到这张照片的同志都为之深深感动。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讲话中，曾带着怀念之情谈起此事，说这张照片表明了“他们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1928年2月6日下午，广州起义结束的一个半月后，广州市区东面的红花岗上演了周文雍、陈铁军“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最动人的一幕。
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这对革命夫妻神态自若，毫无惧色，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此时，周围涌来大批围观的老百姓，陈铁军大声向人们呼喊道：“我和周文雍同志假扮夫妻，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合作得很好，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谈个人的感情。现在，我们要结婚了。就让国民党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摘自《建军的那些人与事——星火燎原》 哈战涌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