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同志曾两次问我：“小纪，总理在林彪叛逃后曾对国务院的几位领导说，‘中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难啊！’总理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泪光。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
我说：“还有几个人呗。”
他又问：“还有什么？”
我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他也笑了笑，说了句：“总理是不容易啊！”其实，我知道他要听什么，他也知道我明白，但那时候，谁也没有明说。
周总理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毫无保留地奉献了一切。白色恐怖，出生入死；枪林弹雨，指挥若定；国共统战，深入虎穴；建国兴邦，经天纬地；河决地裂，赴汤蹈火；国际交往，纵横捭阖……老人家什么时候怕过死？什么时候叫过难？然而，在“文革”的特殊时期，他说出了“难”字，其实，又何止一个“难”字了得！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对他在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在身体和精神上的“苦”和“难”是深有体会的。这种“苦”和“难”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累，二是气，三是忧，四是愤。
他的“累”，是因为中央日常具体工作毛主席平时很少管，林彪根本不过问，而大量的事情由总理一人承担。包括每周都要召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也由他主持，然后向毛主席和林彪写出报告。林彪叛逃后，毛主席明确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总理主持；军委的工作由叶帅主持，重大问题向总理报告；国务院的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但实际上总理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忙更累了。由于身体长期超负荷透支运转，他的病情不断加重，又不能及时治疗，不断便血，身体日渐虚弱，有时深夜开会回来，两条腿迈得是那样的沉重。直到1975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7天的中午12时，他躺在病床上，才用微弱的声音对我们真正说出了“我累了”这句话。他的累不仅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那种来自多方面的、心上的“累”，才是最累的，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甚至难以想象的。
他的“气”，主要来自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人发难、捣乱，找茬儿、诬陷。林彪很少参加政治局日常工作会议，叶群大多是会议没有结束就离开。等会议结束，已是深夜时分，她就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问这问那，一打就是好长时间，让总理去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林彪叛逃之后，“四人帮”更加张狂，不仅加快了夺权的步伐，还对总理百般刁难，有意地与总理斗气。江青等人，遇到对他们不利的工作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文字改革本来是张春桥分管的工作，他说不懂，硬是把文件给周总理退了回来。江青想见的外宾，中央不安排她接见，她非见不可；安排她见的，她却称病不见。他们从精神上折磨，在工作上施压，妄图把总理置于死地而后快。
他的“忧”，主要是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党的团结担忧，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担忧，也为保护老干部担忧。他既要保护没被打倒的同志不被打倒，不但要提醒他们如何“避险”，有时还亲自到现场坐镇保护；又要为已被打倒的同志寻找机会、创造条件，把他们“解放”出来工作。那时，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什么时候能结束心里也没底，对国家什么时候能消停下来也没法预测，工作不知怎么干才好。有时候也只好摇头、叹气而已。
他的“愤”，表现在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中。他曾批评陈伯达无组织无纪律；他曾指责江青诬陷护士害她，是胡闹；他曾把批极“左”的材料愤愤地摔在地上；在林彪座机飞越我国边境，至死不回头后，他狠狠地扣下话机，说林彪是叛徒……
就是在这种苦和难的情况下，身体的衰弱、精神的痛苦，在同时折磨着他。但他还是努力地工作着，顽强地支撑着。甚至在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的时候，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建议”和“希望”他们尽快对某个国家发生的事变提出应对方案。作为总理，这本来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但由于他处在被错误批判的情况下，他的权力暂时被剥夺了，可他又不忍心看着这些事不管。当时周总理还得把给毛主席的报告和王洪文一起联名签署上报，就是这样，他仍然坚守不懈，决不放弃手中人民给予的权力。放弃工作、放弃权力，是“四人帮”巴不得的事情。
当时的中联部部长耿飚曾经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的一个傍晚，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向周总理谈起中联部运动的情况，认为有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江青在“一?二五”大会上点了他的名，他想辞职不干了。周总理听后说：“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几句话让耿飚豁然开朗。实际上，这也是周总理自己心声的表露。
作为国家的总理、政治局常委和十大后党的副主席，他所处的特殊位置，让他集党政军日常工作于一身。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对上必须服从，对几种力量必须平衡。在不同的时期，他有时候只能在“屈就”中去抗争。为了不在斗争中“崩盘”，有时就得忍，在忍中去寻找时机。林彪叛逃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公开向总理发难。这中间，还有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康生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的狡诈和诡秘也很难防范。鉴于党和人民利益所系，斗争和大局的需要，他不得不巧妙、策略地周旋，有时也还不得不痛苦、违心地选择。这才是总理说不出的“苦”和“难”。
在“文革”中，周总理既要注意多种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还要灵活、策略地执行毛主席的想法和指示，又要尽力维持国家政务和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转，让老百姓能够吃饭穿衣，生产生活，真是费尽了心血，倾尽了智慧，有时真是左右为难。就是这样，还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受到“四人帮”的攻击和毛主席因误信“四人帮”的诬告而对他的批评。
有人曾问我，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有其他领导人，平时相互往来是不是很经常、很随意，像串门、走亲戚一样？我到周总理身边工作后，感觉到毛主席与周总理之间的联系沟通，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方式：一是写信，书面来往，这是最主要的方式；二是通过联络员传话，这种情况也不少；三是周总理同毛主席处通电话（或写信），事先预约；四是利用陪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机会报告请示一些事情；五是在毛主席召集会议或约见的时候。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讲，以往毛主席召开会议，周总理都提前到一会儿，后来就逐渐变成政治局委员到齐后，总理在前面和大家一起进去了。这样，领导人之间就不像战争年代那样可以随时进行交流了。当然，这与进城后，工作环境、工作分工和工作方式、工作时间、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变化有关。加之，后来几年毛主席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总理见主席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随便了。1974年底，重病的周总理坐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两人长谈到深夜，这是难得的，也是少有的。我们听说后，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两位老人家能这样促膝长谈太好了。当时，我们心里真的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
我们感到，周总理有时候对毛主席的批评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毛主席事先也没有和总理谈，像“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等，总理开始也是一头雾水。我看到总理有时真无奈，真不知怎么做才好，怎么做才对。有一次周总理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接待一位国家元首时，有些事情没有安排好，以后注意，等等。32开的一页纸，就是几句话，说的完全是工作程序上的问题。毛主席在上面用红铅笔批示：这是技术问题，要注意政治。我觉察总理看了这个批示，也有点莫名其妙。
周总理的这种“苦”和“难”的处境，高层领导都能感觉得到，只是谁也不愿说，不便说，也不能说。总理当然更不会说，也无处说，再苦再难，他也只能忍着，只能一个人独自承受。在那左右为难、苦撑危局的日子里，不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根本无法想象总理在精神和身体上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政治上又冒着多么大的风险。相忍为党，相忍为国，这个“忍”字的含义是多重的，意蕴是深刻的。
我曾经偶然看到了周总理为排解内心苦闷、艰难情感的一个侧面。
那是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之前。一天下午，周总理正在休息，我到他的办公室整理文件，无意中看到办公桌上一张32开的白纸上，周总理用铅笔写的几句戏文：
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
蚕要暖和参要寒。
种菜哥哥要落雨，
采桑娘子要晴干。
读着它，我眼睛禁不住湿润了。那时独自站在周总理办公室里的心情，至今仍记忆犹新。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
其实，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周总理有多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唯命是从，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对“文革”推波助澜；二是公开与毛主席抗争，阻止、抵制“文革”的发生、发展和错误；三是随波趋势，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同流合污；四是消极怠工，少做工作，减少精神和身体的压力；五是退避三舍，养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这个国家带出浩劫。选择前五条中的任何一条路，都能够很好地“保”住他自己的身体、地位和名誉，但带来的却是更多人的厄运、党和国家更深重的灾难。几十年党内斗争锤炼和自我严格修养形成的崇高人格和坚强党性，使总理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在“文革”期间，他在“地狱”和“苦海”中“履薄冰”、“临深渊”，承受着无比的煎熬。为此，他历尽了艰辛，倾注了智慧，耗干了心力，也摧垮了身体。即使是在受到最不公正的抨击时，在毛主席连续批评，政治局会议严肃批判，“四人帮”疯狂围攻的艰难时刻，他也不逃避，不退缩，而是忍辱负重，坚持斗争。我同意有的人说的：“文革”中，多亏了有周总理站在毛主席身旁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周总理是个严于律己、勇于做自我批评并善于纠正错误的人。他的自我批评精神来自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来自于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也来自于他切实具体的自我修养。
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期间，感到周总理的自我批评精神有很多特点，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一是，为了国家利益，亲自赔礼道歉。
1973年3月8日，周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向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讲话。“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极“左”思潮泛滥，外国专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专家和亲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的待遇。周总理在讲话中对这些情况逐个举例说明。表示：“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对于已经回国的专家，周总理提出：如果他（她）们愿意回来，中国政府将诚恳欢迎他（她）们，以弥补当时我们未照顾好他（她）们的过失。在说到今后外国专家工作时，周总理说：“遵照毛主席最近批评的不敢同外国人交往的错误倾向，有关部门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观念，增进与外国朋友的友好往来。”
泱泱大国总理，不顾自己位高权重，当众赔礼道歉，在场的各国专家无不深受感动，这番情真意切的话，温暖了很多受伤的心，从而挽回了极“左”思潮给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
二是，在严肃的政治问题面前，敢于承担责任，解脱做具体工作同志的精神压力。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抓住机遇，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展开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那段时间，我们也感到他的精神很好，心情舒畅。但好景不长，由于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思潮，实际上也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会最终导致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否定。所以周总理批判极“左”思潮的行动，不仅江青集团是极力反对的，毛主席也不能容忍。1972年年底，毛主席明确表示：“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要少批林彪的极左思潮。”从此，总理的厄运接踵而至。
1973年6月16日至2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
周总理一直关注着这次会谈。会谈还没有结束时，周总理让外交部长姬鹏飞好好研究这件事情。在姬外长的指示下，外交部美大司写了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刊登在6月25日出版的外交部新闻司的内部刊物第153期《新情况》上。文章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指出：“美苏两家欺骗不了世界人民，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
周总理看后，表扬了这篇文章，对外交部说：“《新情况》153期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外交部的同志高兴地说：“受到总理这样的表扬可不多。”但是，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毛主席看了《新情况》153期后，很生气，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关于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观点。
对于毛主席的尖锐批评的原因，周总理心里是清楚的。但他仍然本着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相忍为党的精神，遵从毛主席的意见，作了检讨，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7月3日，周总理获悉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后，致信外交部：“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这个观点是我同意的，是我让你们写的。我看了文章，我同意了。这个事情你们没有责任，如果错了，这个责任我来承担。”信中还诚恳地写道：“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以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
随后，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研究起草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的文章，送交毛主席和部分政治局委员传阅。并在附信中写道：“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主席审阅后，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根据毛主席的要求，周总理又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等文章发到各驻外使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机关等单位。至此，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在那个年代，与毛主席观点相悖，后果可想而知。也只有周总理主动承担责任，作出检讨，才能为外交部的同志们减轻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沉重的思想负担。
三是，不管谁批准的，不对都可以改。
周总理对自己说过的意见、看法，作过的批示，一旦发现不全面、不正确，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作出的决定，都会立即纠正。1970年，国防科委给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有个试验生产项目，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和外界的反应，准备停止。在一次研究核试验的专门会议上，国防科委的同志向周总理汇报情况。碍于周总理曾经批准过这个项目，不好直说需要停止生产，绕来绕去好几分钟也不提出明确意见。当时我在会场，当初请示试验生产的那份报告也是我送给周总理批阅的。我看出了国防科委几位领导的矛盾心理，就凑在周总理的耳边说：“总理，试验生产这个项目的报告是您批准同意了的。”总理听后，马上明白了国防科委同志的意见。他既严肃又亲切并郑重地说：“当着我的面，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提出来，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批准过的，不对的也可以改嘛！”
周总理是伟大的人，也是平凡的人，“他是把伟大和平凡结合得完美的人”。人们为他的伟大而骄傲，也为他的平凡而感动。人们会记住他经天纬地的丰功伟绩，也会记住他对普通百姓的点滴关爱。
他和群众一起坐公共汽车体验生活；他在地震灾区下车亲自指挥车辆，疏导交通；他在黄河岸边和船工一起踏着纤夫的号子前行……他始终践行着自己《修养要则》中许下的诺言：“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一滴水，可以映照太阳的光辉。这里记述的仅仅是我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
周总理曾多次告诫国务院机关的同志：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并说：“封建王朝的衙门口还挂着一面鼓，老百姓可以击鼓鸣冤，何况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呢！”他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下边的同志态度要和蔼，不要盛气凌人。他曾用看到的一个例子教育我们：“一次，我到石家庄地区检查工作，看到一个地方的墙上写着‘书记出巡，地动山摇’的标语。”周总理边说边比画着字的大小：“如果我们的干部作风都是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啊！”我听周总理说完，便笑着说：“按照这种逻辑，周总理您出巡的时候就该‘天翻地覆’了。”这本来是我想让周总理放松一下心情，随意说的玩笑话。可周总理没有笑，他沉思了一下说：“干部一出门，就前呼后拥，怎么能不脱离群众？这样做就把主人和公仆搞颠倒了。”
周总理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他自己更是这样做的。
在总理办公桌旁的茶几上，有一部直拨的外线电话，经常有不知姓名的人因为拨错号码打进来。周总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他总是非常和蔼而耐心地告诉对方：“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拨错了？……也可能是串线了，请你重拨一下吧。”然后他轻轻地放下话机，又重新投入工作。
在我们秘书值班室，也有一部外线直拨电话。在“文革”中，这部电话一直对外联系，号码是公开的，因此有很多人知道这部电话的号码，经常有人打进电话来，让我们向周总理反映情况，请求解决问题。为了减少干扰，我们就想换个号码。周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我啊？”于是，这部电话一直保留下来了，始终没有改号。
为了方便群众交通，保证行人安全，1969年12月28日周总理对北京市的交通作出批示：东西长安街、市区环行路和主要街道，以及五棵松向北至西郊机场岔口，都应将快慢车道标志加粗、标清，使之醒目；此外，人行横道标志也应清晰明了，长安街中间的“安全岛”也要恢复起来。没有平时的关心、留心，谁会为普通行人的方便和安全提出这么详尽具体的意见呢！
周总理对群众交通安全的关心，也表现在对自己坐车的具体要求上。一次我随周总理从大会堂开完会回中南海，那天正下着雨，他对司机杨金明说：“车子别开得太快，行人看到会紧张。有的路段有积水，别溅到骑自行车人的身上，弄湿了他们的衣服。” 北京西郊玉泉路口，有一个因附近栽有五棵松而得名的汽车站，叫“五棵松”。有一天，我随周总理从西山回西花厅，经过玉泉路时车速较慢，周总理指着外面的松树问：“你看，五棵松怎么只剩三棵了啊？”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周总理说：“以前这里就有五棵松树嘛，应该补上两棵。这里有个汽车站，外地人到北京，一看只有三棵松树，就会莫名其妙，补上两棵，才名副其实。外地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五棵松’车站了。”后来有关单位真的补栽了两棵松树。从此，人们又看到有五棵苍翠挺拔的松树，屹立在玉泉路口。
1974年6月的一天，周总理刚动完手术，就起身翻看我们给他挑选送阅的文件资料。在这些资料里周总理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这封信反映，山西省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市贵一分钱。山区农民的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盐比城里还贵，这怎么行？周总理深知这一分钱对山区农民的分量，并且关系到城乡物价政策。他躺在病床上，立即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山区群众吃上盐。”
这几件事情，都很平凡细小，却都与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但正是这些平凡的小事，映照出一个伟大的周总理，一个把伟大蕴含在平凡之中的周总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我是你们中间的一个”。他把满腔的关爱、真诚，具体地给予了人民；他也得到了人民发自内心、久远真诚的热爱！
（作者系周恩来总理秘书、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