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一开始即诙谐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朱总司令的指的是“手里拿枪的军队”，鲁总司令的则是指“文化的军队”。他接着说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文化人的重视。抗战中，大批文化人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斗争，怎样做好和这些文化人的交往，团结教育发挥好这支文化军队的作用，是当时毛泽东始终注意的一项重要工作。
下面是毛泽东同一些文化人交往的事例。
与塞克的交往
塞克原名陈凝秋，剧作家、画家和翻译家，其剧作《流民三千万》为抗战文艺的开山之作，被人们誉为“抗战吼狮”。作为党外人士的著名知识分子，塞克当年是延安文化界的“怪人”之一，不但留着一头在延安革命女性那里都看不到的长发，而且性格倔强孤僻，时有怪诞之语。常见他叼着大烟斗，一个人溜达到山里，不是挖石头磨砚台，就是刨树根子雕刻烟斗和手杖。1938年秋塞克来到延安后，毛泽东与他多有交往相谈甚欢。不料，有一次毛泽东派人请塞克来自己的窑洞聊天，塞克竟把头一扭，很干脆地回答：“我不去”。问他为什么，回答是“我进不得衙门，受不了在哨兵眼皮下走动”。毛泽东闻讯，马上决定塞克来的时候，一路撤岗！但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卫士们的反对。毛泽东只好又做卫士们的工作，向他们说，我这个朋友，脾气可大啦，如果你们不撤岗，他来了一看，扭头就回去啦，你们可吃罪不起呀！结果，毛泽东又派人去请，不仅撤掉了岗哨，自己还到窑洞前的山坡上遥遥相候。塞克这才来见。
与萧军的交往
萧军是鲁迅先生的弟子，当时也是延安文艺界的“怪人”之一，又是与毛泽东交往最多的知识分子之一。萧军狂放不羁性情暴烈，在延安时因为他个人感情生活的流言蜚语，曾闯进文化俱乐部的会议上，狠狠地把短刀插在桌上，后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决心，如果真的冲突了，我决定用刀子对付他们。”毛泽东一直对他青眼有加，很喜欢找他聊天。而毛泽东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让萧军尊敬并亲近的人，只是仍比不上鲁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酒酣耳热之时，萧军曾对人公开说：“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大哥。”萧军到延安是在1938年3月，因为想到五台山去打游击，他头戴狗皮帽，肩背褡裢，拄着木棍，孤身一人路过延安。毛泽东听说后很想见见这位闻名遐迩的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厅秘书和培元前去问候。当和培元热情地提出要为萧军安排时间见见毛泽东时，萧军却说：“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他不想见毛泽东，毛泽东便亲自到招待所上门拜访他，这让萧军大为感动。更让他感动的是，他应邀参加一次会餐，几张大桌子摆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毛泽东、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人拉着他坐一桌。没有凳子，几个人就站在桌子周围，一个大陶碗盛着酒，一口一口轮着喝。忽然狂风大作，尘土飞扬，几个人以黄土下酒，喝了个痛快。就这样萧军在延安终于找到了英雄豪情，住了下来。到了1941年6月，《解放日报》连载周扬的一篇文章，文中一些观点引起了艾青、舒群、萧军等一批文化人不满，萧军便写了一篇商榷文章寄到《解放日报》，却被退了回来。他大感不公平，直接去找毛泽东评理。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用自己的身份帮助萧军，他对萧军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于是，萧军果真把文章登在了《文艺月报》上。可能正是因为萧军与周扬的争论而找到毛泽东评理，让毛泽东注意到了延安文艺界的一些纷乱现象。萧军最先向毛泽东提出了“党应该有个文艺政策”。当时萧军心情恼怒准备离开延安去重庆，到毛泽东住处辞行，毛泽东极力挽留他留下来。谈话中萧军问毛泽东，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啊？毛泽东说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哪还顾上。萧军表示应当有个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毛泽东当即表示这个建议好，并委托萧军帮忙收集文艺界的各方面意见。此后，毛泽东和萧军书信往来十余次，不仅谈论文艺问题，还善意坦诚地提醒萧军的毛病：“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
与柯仲平的交往
柯仲平是延安街头诗运动的发起者，又是延安秦腔剧团（后来的平民剧团）的创办者。创办秦腔剧团时，毛泽东送给他300元钢洋，买了毛驴、汽灯等必需品。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会议上，柯仲平发言时，结合自己率领剧团到各地演出大受欢迎的情况说，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恋恋不舍地送得很远，并给了许多慰劳品。他幽默地讲道：“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到我们所在地区找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到会的许多人都笑了，毛泽东也笑了，接着他的话头说，普及工作还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1942年9月，毛泽东为办好《解放日报》第四版副刊，与副刊主编舒群反复商讨亲笔抄录了一份16人的撰稿人名单，柯仲平是其中之一，并在他的名字下注明：“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随后，即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了通知，请大家参加毛泽东的“枣园之宴”。开宴那天，大家边吃边讲，直到夕阳西沉，明月东升，才尽兴而散。只有柯仲平仍旧坐在那里，吃吃喝喝，没完没了。毛泽东叫警卫员送来3个碗，给柯仲平、舒群和他自己斟得满满的，说，喝吧，老柯、大舒，酒逢知己千杯少。又对柯仲平说，你带个剧团，常年奔波“他乡”，辛苦了。喝吧，这是慰劳酒！柯仲平说，感谢你，是你批给300块钱，让我搞起这个剧团。毛泽东说，让你去受苦受难……柯仲平说，过惯了，我愿意同老百姓在一起。月亮渐高，夜色又浓，舒群悄悄地写了一个条子，想背着毛泽东递给柯仲平，劝他罢饮归去。不料却被毛泽东看到截住了，他笑了笑把纸条撕掉，挽留两人继续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毛泽东才送到屋门口，望着他们走了。柯仲平酒喝多了，骑在马上左右摇晃，终于跌了下来，舒群下马搀扶，但已扶不起来，结果两人东倒西歪都在地上呼呼大睡起来。好梦正酣的时候，被人叫醒，抬头一瞧，发现竟然是毛泽东站在面前，还有延安唯一的一辆华侨所赠汽车，送他俩回去睡觉。
与华君武的交往
华君武是一位漫画家。1942年正月，华君武和蔡若虹、张谔3位画家在延安军人俱乐部举办讽刺画展，展示的60余幅讽刺画内容主要是批评当时延安出现的某些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恋爱、开会不遵守时间、乱讲自由、自高自大等不良现象。毛泽东参观了画展，并表扬了他们3位。4月的一天，毛泽东又请他们到杨家岭作客，其间进行了一番争论。毛泽东对华君武画的《一九三九植的树林》发表观感说，那是延安的树吗，我看这只能叫清凉山的植树，延安许多地方植的树都是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把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漫画是不是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加一幅画画栽得不好的，枝叶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这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能每幅画都那样画。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瓜地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人下河捞，捞上来不是交还给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回答说，可以，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些。但如果发表在全区性的报上，那就更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以前有个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是骂他，他改不了。后来有一天小学的老师看见他没有拖鼻涕，就表扬鼓励了他。从此，那小孩就改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争论过后是吃饭，几杯酒下肚，华君武问毛泽东：听人说，您爱吃辣椒，连吃西瓜都就着辣椒吃，有没有这回事？毛泽东说，这有个来历。长征时，我有一次正就着辣椒吃饭，有人送来了当地产的西瓜，便放下饭碗吃西瓜。就着辣椒吃西瓜就是这么传出来的。华君武又问，打仗时勇敢冲锋并不难，但是如果被敌人捉去了严刑拷打，经受不住怎么办？毛泽东回答一句话：你想着为劳苦大众嘛！这句话令华君武终生难忘。 与杨令德的交往
杨令德不是抗战时到延安的文化人，而是《大公报》记者，“七七”事变后驻榆林从事采访工作。1938年初杨令德将其外甥袁尘影送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没想到结业后因误会被拘押。杨令德当即给西北局高岗和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写信，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信，请求释放袁尘影。12月14日毛泽东复信杨令德：“先生两信均收到了，因开六中全会，久稽奉复，至以为歉！但袁尘影兄早嘱高岗同志令经手机关释放，谅已获悉。此事不但我不知，高岗、仿吾亦均不知。经手机关根据晋西北材料，遽尔如此处置，甚为抱歉！尔后此间有何缺陷，倘有所闻，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盼祷！”当时，杨令德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信的，而毛泽东对于一个普通新闻记者给他的信竟是这样重视，亲笔作复，令杨令德非常感动。他马上提笔又写一信向毛泽东致谢。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再次复信杨令德说：“12月24日，大示敬悉。令甥被屈事，能邀先生谅解，为之欣慰。如先生高兴来延安一游，甚表欢迎。”1943年6月，杨令德作为秘书随邓宝珊将军由榆林南下重庆，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一行。入席前，当邓宝珊介绍杨令德给毛泽东握手时，毛泽东以惊人的记忆马上想起四五年前的事，亲切地说：“噢，杨先生，我们还通过信呢。”对毛泽东的话，杨令德感念不已。
以上是毛泽东在延安时和文化人交往的一些片段。正是毛泽东的真心真情，谦虚礼让，感动了那些性情各异风格不一的文化人，成为造就抗日文化大军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当时在延安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对文化工作者却是十分照顾的，享受供给制待遇，对那些已有成就名望的文化名人更是特别优待，发给数额不等的津贴。如1938年3月到达延安的作家徐懋庸当上了抗大教员，每个月有10元津贴，同时在鲁艺兼课另有5元补助。而在延安时期，八路军师级以上干部包括毛泽东在内，每个月的津贴一律都只有5元。
（作者单位：江苏宿迁市纪委派驻纪检十二组）
史料来源：
张志清、孙立、白均堂《延安整风前后》，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
刘益涛《毛泽东在延安纪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1月
董少东《延安论文》http://bjrb.bjd.com.cn/html/2011-04/19/content_391875.htm，2011年04月19日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