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生于1877年，当时的中国正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世界形势来看，英、法、美等国家在全世界大肆侵略扩张，抢占殖民地;国内，清王朝即将走到尽头，对内政治腐朽，对外卑躬屈膝。在这种形势下，有识之士纷纷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年幼的徐特立生活在湖南长沙县的农村，母亲的早逝、父亲的整日劳累和生活的极度窘迫，使他初尝人世的艰辛。1886年，饱尝没有文化苦头的父亲东拼西凑了一点学费，将9岁的徐特立送进私塾读书。在私塾读过的诗歌、古文中，明末清初学者朱柏庐写的《治家格言》和明代忠臣杨椒山感情充溢的遗嘱，对徐特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6岁时，徐特立因家中亲人去世，必须自谋生计而不得不辍学。经过几年摸索，18岁时徐特立终于作出从文的决定，“确定教书兼习科举业”，“可以进步，又可谋生”。
于是，徐特立一边在家乡教蒙馆，一边“兼习科举”，苦读八股。但他反对考秀才用的死八股，特别是在得到长沙举人陈云峰的劝告后，徐特立立志求真知而不再把精力放在八股文上，“从此我不做八股了，成了一个好汉学的青年”。他甚至制订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一心“读书求学问，进学不进学不去管他”。在博览经史子集的同时，徐特立积极阅读《湘学报》、《湘报》等传播西方文明的书刊，特别喜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写的那些针砭时弊、议论时政、激情洋溢的文章，一度自命为康梁的信徒。
1905年，清廷明令取消八股取士，改考经义，并加历史、地理。28岁的徐特立参加考试，在3000名考生中名列第19名。虽然后来因经济困难而又不愿接受富家子弟的资助而放弃了复试，但他的名声不胫而走，各处学堂争相聘用，他不再需要为生计担忧。然而，他并不安心于农村塾师的职业，更不迷恋于个人的小康家庭。他考虑的问题，已经迥异于20岁以前主要为个人职业、家庭和前途着想，进而觉得该为国家民族分忧了。他觉得自己应该离开家乡，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学习新的知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考入了由同盟会会员周震鳞在长沙城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习教育学、自然科学等新知识和西洋史、东洋史等讲授资产阶级革命的课程，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