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以来，其实还可以再往前追溯5~10年，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就一直是个倍受关注、多次写入政府文件的问题。工业化本身就是一个经济结构剧烈变动，往往发生显著的结构不平衡甚至严重失衡现象，因而人们在主观上特别渴望实现平衡的发展时期。所以，在现实的不平衡条件下追求合意的平衡，是整个工业化时期的一个显著时代特征。不过，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之交的历史关头，经济失衡以至社会失衡的现象，以及对于克服严重不平衡、不协调现象的强烈愿望，尤为凸现，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全社会最重大的问题。由于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时代，所以，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内容之一的工业转型升级，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
一、 工业转型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作为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30多年加速工业化，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这30多年来，中国以极大的勇气和“血拼”的方式，不仅全面接受世界市场的竞争规则，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并且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从而实现了令世界惊叹甚至“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就。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我们享有了经济发展成就的时候，也不能不看到，饥不择食地沿着西方早期工业化技术路线和竞争方式推进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种导致严重的不平衡和对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和损害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转变发展方式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至全体人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过程，而工业转型升级则是其关键。因为，中国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将处于工业化时代。实际上，全世界在总体上也将长期处于工业化时代。由西方工业化先行国家所“锁定”的工业生产技术路线的优点和缺陷，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生活方式，将继续向世界其他国家扩散。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所谓发展方式的转变，其核心就是工业化技术路线的优化和运行体制机制的转变。
到“十一五”时期末，中国工业化进程显著地达到了一个阶段性转折点，并面临着下一阶段新的战略机遇期。“十二五”时期，贯彻科学发展观是主题，转变发展方式是主线。而能否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否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十一五”时期，中国（除了很少数欠发达地区外）在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并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特别是，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在这一时期，在许多总量指标上中国“轻而易举”地一跃而占据世界前列：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以GDP计算的世界第二大（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大多数主要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不仅如此，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质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完全是一个今非昔比的新时代。
在工业化初期，中国具有许多同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相同的现象：资金和外汇短缺、人口二元结构下的劳动无限供应、技术落后因而模仿空间巨大、基础设施和工业配套能力较弱等等；同时，中国也有一些自己的国情特点，例如，从计划经济过渡而来的短缺经济特征等。这一时期，中国工业的最大特点就是各行业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快速扩张。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轻型加工业的率先快速增长，到重化工业的更快增长。“十一五”时期，重工业加速增长的势头更加强劲，直到这一时期的最后一年2010年，轻工业增长13.6%，重工业增长16.5%。而且，重工业快速增长的趋势将至少继续延续到“十二五”时期。总之，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变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工业结构的显著重型化和高度复杂化（如经济学家所说的“具有更大的迂回性”）。
一般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都会表现为资金和外汇短缺现象的缓解，而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期后更突出地表现为资金供应和外汇储备的异常充裕。同时，由于工业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而日趋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技术模仿的差距空间显著收敛；大规模投资建设使得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工业生产的配套能力明显增强，这一切都使中国工业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结构上和技术素质上都越来越具有“成熟”特征。这种成熟特征甚至表现为，“产能过剩”成为突出并具有普遍性的结构现象。而在工业品市场供需关系上则形成了绝大多数传统工业品市场日益趋向饱和的格局。如果说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那么，直到经历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最终全面摆脱短缺经济特征，并实现了市场供需关系从短缺向供应全面过剩的转变。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到“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之交，我国工业在总体上进入了趋向成熟的工业化中期阶段。
工业化中期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国民经济达到中等收入阶段。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人民币（见图-1）；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甚至已经越来越接近美国，有专家和国际组织（IMF）估计，到2015-2016年前后，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即使是较保守的预测，在10-20年之内中国的GDP也一定会超过美国。即使是按现行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已达4000美元；而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已超过8000美元甚至更高。无论按何种计算方法，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都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地区）的水平。在这一阶段，尽管我国人口数量巨大，劳动资源丰富，但也明显地出现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所具有的劳动供需特征。“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之交，中国劳动市场结构性转换的突出表现似乎有点“突如其来”和“出人意料”（例如，出现引人瞩目的“民工荒”和“招工难”现象）。其实，这正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必然表现。因为，同低收入阶段不同，中等收入阶段的劳动者将越来越不再“饥不择食”地接受就业岗位和工作条件，而越来越会“挑挑拣拣”，甚至“挑肥拣瘦”。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显著增加了民工到工业企业就业的机会成本。于是，单方挑选和单方出价的劳动市场，逐渐转变为双方选择和双方协商的劳动市场。其市场信号反映就是：劳动工资水平的明显提升，不仅劳工自身而且全社会对劳工权益的关注更高。
总之，中国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2010年，全部工业增加值达160030亿元。进入这一新的工业化阶段,工业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劳动工资状况、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市场供求关系等的一系列显著变化，促使工业结构在向重化工业倾斜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制造业的更复杂部门以及产业链的更高环节转型升级。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工业发展既有继续追赶发达工业国的内容；又越来越具有必须走向更加依赖自主创新道路的表现。既有继续完成工业化不可逾越阶段的历史过程的内容，又越来越具有成为世界制造业领先者的表现。简言之，中国工业已经从幼稚时期，进入成年时期，转型升级是成长的必然，必须从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结构体系向适应工业化中后期的工业结构体系转变。
二、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技术路线转换
“十一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资源环境约束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价格的不断上升，来自社会舆论和民众呼吁，而且也来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抱怨。实际上，中国工业发展自身也要求向着更节约和更有效利用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更重视环境价值和更快地提高环境保护标准的方向转型升级。“十一五”规划的一个约束性指标是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确定这一目标表明政府节能减排的决心。五年来，尽管做出了很大努力，个别地区甚至采用了“拉闸断电”的不适当行政手段，但“十一五”期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的目标仍然未能圆满完成（与规划目标相比还差不足1个百分点,即19.1%）。这表明，节能环保不仅是企业决策问题、政府决心和管制强度问题，更是一个工业技术路线转换过程。而工业技术路线转换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工业技术路线的转换，不仅需要新技术的突破，而且必须付出很大的成本和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以汽车为例，汽车是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工业技术路线的典型产业。由于化石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丰富、安全和经济，以消耗石油（汽油或者柴油）为燃料的汽车发动机是汽车制造的技术路线的核心。于是，围绕这一工业技术路线，汽车工业不仅形成庞大的汽车制造业，而且形成了采油、炼油、输油、加油等庞大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网络（加油站、公路、桥梁等）。现在，由于资源环境约束的增强，除了最大限度地生产节油型汽车之外，还要研制生产新能源汽车。而新能源汽车意味着汽车生产技术路线的重大转换。为此，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经历怎样的过程呢？在考察一家在新能源汽车研制方面具有相当优势的制造企业时我们看到：生产一辆石油燃料的汽车出厂价不足10万元人民币，即使是相当漂亮的SVU型汽车价格也仅在10-15万元之间。而一种投入城市出租汽车市场的双动力（电动和汽油电力）车，售价高达30万元。为推广这种汽车，尽管中央财政补贴6万元，省财政补贴6万元，客户也得支出18万元，大大高于相同等级的汽油或柴油动力车的价格。可见，为了实现技术路线的转换，不仅生产企业要付出极大努力，政府（实际上是广大纳税人）和使用者也必须承担很大的代价。只有当技术进一步成熟，在政府和购车者及消费者持续付出代价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从而逐步降低售价；同时，建立起新能源汽车的基础设施（充电、蓄电），才能真正实现汽车生产的技术路线转换。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变迁。当前，整个世界仍然处于化石能源时代的巅峰时期，化石能源的经济优势仍然非常强大。其实，在我们上述例子中，汽油车转为双电力（或混合电力），还只是以电力部分替代然油，而作为二次能源的电力，其一次能源仍然主要是化石能源——燃煤。所以，即使双动力或混合动力发动机替代了燃油动力发动机，汽车工业技术路线转换也还只是完成了一半。可见，尽管向以替代化石能源的新能源为基础的工业技术路线创新正在上路，但未来的道路仍然漫长，目的地还很遥远。
要更大程度实现工业技术路线的动力转换，就得要实现一次能源结构的转换，即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这一过程将取决于更具决定性的技术进步。例如，太阳能技术目前只能达到15-17%的转化率，风能的更大利用仍然存在一系列技术难点，核能利用在我国短期内难以达到较高比重，而且，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大地震对核电站的安全再次提出疑虑和更高要求。中国的自然资源条件决定了，在当前和相当长的时期内，煤炭仍是最主要的能源。与“十五”时期相比，“十一五”期间煤炭消费的比重并没有下降，非化石能源的比重也无明显提高（参见表-1）。这些都表明，我国仍然处于化石能源时代的巅峰时期。确保化石能源的供应安全、节能和化石能源的清洁化，是现阶段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然，尽管工业技术路线转换是一个相当艰难并且必须付出很大代价的过程，但这毕竟是一个面对资源环境约束条件越来越严酷的现实挑战而必须完成的过程。人类没有别的选择！
在当前，除了探索资源替代的新出路之外，更为现实的是，还要做极大的努力实现从以资源比较优势和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技术路线，向更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的工业技术路线转换。在这方面各工业部门都有很大的技术创新空间。例如，原为高耗水、高耗电的钢铁工业生产技术变为节水、节电的钢铁工业生产技术，不仅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可以全面推广采用的。“十一五”期间，我国工业生产的自然资源及能源节约技术有了显著提高。2010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190.6立方米，比上年下降9.1%。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105.0立方米，下降9.6%（“十一五”时期，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累计下降36.7%）。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01%。
从“十一五”时期看，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及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源消耗量都在持续下降（见表-2，图-2）。而且，其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十五”时期。工业是最大的商品能源消费部门，“十一五”时期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了26%（显著高于全国单位GDP能耗的下降幅度），对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做出了很大贡献。这表明，尽管节能减排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我国工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正在显著提高，转型升级步伐正在加快。
可以预期，“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的转型升级速度将进一步加快。通过创新而实现工业技术路线的转换将成为更多工业企业的努力方向。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持续增长，中国工业已经积累起了巨大的实力和能力，特别是，工业企业技术素质的显著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使得在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工业技术路线向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新材料方向转换具有了现实可能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据报道，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开发新能源投资最大的国家。在这方面，中国工业的转型升级速度可能再次超过人们的预期，就像中国工业以超人预期的速度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及中国经济以超人预期的速度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一样。总之，资源约束尽管对中国工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也可以成为促进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压力，而不会成为阻止中国工业继续快速增长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三、现代工业经济体系的艰难变革
工业历来具有革命性转变的特点，即在连续发展一定时间后发生突变，在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基础上，整个工业技术性质特征和工业结构随即发生巨大变化，史称第一、第二、第三“工业革命”。所谓工业革命实际上是传统工业（包括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和工业化发生过程中的工业）技术发展到巅峰时期，新的工业技术全面采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民经济新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那么，我们当前是否处于又一次新的产业变革的历史时期呢？更尖锐的问题是，工业发展到今天，是否还有前途？中国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或者工业制造环节将成为“夕阳产业”而不得不转移到其他国家，走向“去工业化”的方向吗？一些发达国家曾经就是这样认为的，即当建立了发达的工业体系，产业体系的发展就会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型。而后工业化时期就是具有工业逐渐萎缩，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居绝大部分的特征。但是，这些发达国家也始终有一种忧虑，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萎缩是否会导致国家产业竞争力的衰弱（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再工业化”和“重振制造业”的呼声再次强烈，并且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战略意向。它们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对此，中国工业发展面临必须科学判断和做出重大战略抉择问题：中国工业已经发展到一些工业部门成为“夕阳产业”的阶段了吗？当建立了庞大而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后，下一步的方向是放弃工业（去工业化）还是继续发展新兴工业？
所有的统计数据和可以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表明，就全国而言，目前，中国工业没有“夕阳产业”，从最传统的工业部门到先进制造业的各个部门，所有的工业部门在中国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5.0%；纺织业增长11.6%；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21.7%；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20.6%；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2.4%，其中汽车制造增长24.8%，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增长25.4%；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6.9%；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增长18.7%。六大高耗能行业比上年增长13.5%，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20.3%，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15.5%，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13.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11.6%，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1.0%，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增长9.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6.6%。几乎所有工业行业的增长率都高于国内生产总值10.3%的增长率。这表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即使不提高也不会显著下降（当然，由于服务业的价格上涨较快，所以，在以现价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可能上升）。当然，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和要素价格上升等原因，有些地区可能已经没有一般加工制造业的扩张空间，必须“腾笼换鸟”。但是，这些制造业还正是其他地区极为需要和欢迎的产业。例如，作为代工企业的富士康，在深圳地区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却受到中西部地区的极大欢迎。可见，现在谈论中国的“夕阳产业”，制造业向其他国家大规模转移，还为期过早。所以，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意义决不在于“放弃”，而是在于“强化”。向更加发达的工业体系发展，使各工业部门（包括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都进入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工业体系变革的迫切要务。
放弃工业意味着放弃技术创新的产业载体和工业技术路线极点延伸的前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也不应放弃工业作为），所以，当传统工业发展到发达水平，市场需求扩张空间有限，特别是当经济增长缺乏新的主导和支柱产业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就成为尤其重要的任务。这实际上是各个发达国家也正在面临的难题。当工业扩张到较大规模，工业制造成为高度发达的产业，当然必然进入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的阶段。但即使那样，作为一个大国，也不能走上“去制造业”的道路，制造业是一个大国永远不能消亡也不该衰落的产业，否则，将失去技术创新的载体，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失去竞争力。
所以，向现代产业体系转型升级，决不是放弃传统工业而另搞一个标新立异的产业体系。在现阶段，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实质上是要在基本完了初期工业化之后，建立向工业化中后期推进所要求的更先进和发达的产业体系，其中，传统工业的各个部门都有很大的技术升级空间。我们看到，在“十一五”期间，人们所说的传统工业特别是传统重化工业增长强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进入“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化必须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当然，如前所述，中国工业化的技术路线也必须适时转换。总之，“十二五”时期相对于“十一五”时期，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既有连续性，也有非连续性。连续性主要体现为工业化将继续快速推进，各工业部门将实现全面技术升级，非连续性则主要表现为将走向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并寻求重大核心技术创新基础上的工业技术路线优化。所以，所谓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也就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形成体现新型工业化性质的产业体系。
首先，实施资源战略的重大调整。包括（1）能源战略。必须实现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调整，即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一方面在确保能源安全供应的基础上推进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另一方面加快新能源开发，逐步推进可再生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2）土地和矿物资源战略。更有效和有节制地发挥“土地是财富之母”作用，做到土地资源的科学规划、集约开发、兼顾各方、合理利用。同时，更科学和合理地开发利用战略性矿物资源，使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长期稳固的物质资源基础。（3）发展海洋经济，为工业化拓展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和资源条件。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科学规划和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油气、运输、渔业等产业，保护海岛、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环境。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其次，形成更加合理的三次产业结构和实现三次产业之间的有效互动。包括（1）提升和优化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结构。加强制造业的集约化、清洁化和精致化程度。并且形成大、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有效竞争、分工和合作的产业组织结构。（2）加快发展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在建立发达制造业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提高现代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的比重，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比重。推动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要比重，以高端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创新实体为精髓的产业结构。（3）形成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合理分工和有效互动。第一产业是第二、三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且第一产业的现代化也是第二、第三产业现代化的前提。第二产业要为第一、第三产业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也是第一、第三产业市场需求的重要来源之一。第三产业不仅是第一、第二产业的基础条件，而且要为第一、第三产业提供高效率的综合运输体系和信息传送系统，更要为第一、第二产业的高效化、品牌化和延伸化提供必要的支持条件。
第三，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拓展产业发展的更大空间和更广阔前景。目前，不仅中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需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且美国等发达国家也迫切需要发展新兴产业。可以说，全世界都在盼望着一个关系到能否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最关键问题的答案：哪些新兴产业，而且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替传统产业成为未来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在应对这一战略问题的严峻挑战上，中国和发达国家站在十分接近的起跑点上。因此，中国工业通过转型升级，将向着世界最先进的工业高地迈进。这正是“十一五”“十二五”时期之交，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重大历史意义，有可能成为中国工业化历程中又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里程碑。
四、向高附加值产业端攀升的企业战略转移
工业转型升级不仅仅表现在工业结构和工业体系的总体特征的变化上，更深刻地发生和体现在所有工业企业的战略抉择和战略走势上。在如前所述的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环境条件和产业结构体系发生重大变迁的大背景下，所有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都正在和将要发生极大的变化。其直接表现就是，工业生产的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各类工业品市场更趋饱和，越来越多工业领域的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工业企业普遍感觉实业经营越来越艰难，除非实现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领域或者产业链环节转移。
观察企业转型升级同讨论整个工业的转型升级不尽相同。当我们讨论整个工业的转型升级时，主要是在整体意义上关注其结构变化和总体演变方向，可以描述出一个大体一致的基本特征。而企业是多种多样的，遍布于各行各业、各个不同的地区。所以，企业群体转型升级的战略转移是多方位，而不可能是所有企业的“齐步转”。企业类型的多样化和经营战略选择的各具特色，决定了它们的转型升级只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决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成功企业”。如果一定要说所有工业企业会有什么共同的行动方向，那么，向产业链的高附加价值端攀升可能是其群体行为的共性之一。至于产业链的哪个附加价值端更高，各个企业通过转型升级可以或应该进入哪个具体的产业链环节，则是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招数。当然，节约能源资源、更高标准地保护环境，是所有工业企业在做出战略选择时的“必选项”，或“必答题”。
观察“十一五”期间的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战略，预见其“十二五”时期的新动向，各工业企业至少可以有以下几种转型升级的可选择方向。
第一，一些企业将生产能力在区域间转移，例如，加工制造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采矿业向新探明储量地区转移。典型的案例包括富士康、华能集团等。这些企业的战略基本上体现了以寻求区际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规模扩张方向。它们是中国现阶段工业化地区梯度推进的顺势而进者，也可以说的一种“顺势而进”的企业经营战略。而在向中西部地区推进的过程中，技术水平，特别是环保技术必须有显著提高，以适应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要求和不断提高的产品和环境质量标准。这种企业转型升级方式可以称为“基于比较优势的空间转移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运行课题组的一份报告表明，工业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速度正在明显加快。当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应当具有高度多样性和区域梯度性，并且能够解决大量低层次劳动力就业问题。在不会造成严重环境损害和大量资源消耗的基础上，几乎任何一种技术水平的产业在中国都能够找到适合其存在的地区空间。在东部，很多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因为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而失去竞争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刚刚进入中期，甚至还是在初期，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有利于自身资本的积累，完善产业基础，提高经济发展速度。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解决就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仍然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中十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一些低技术，但并非高污染、高耗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长期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受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土地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因素的影响，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速度已经开始加快，大量的东部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将企业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国际金融危机后，即2010年以后，东部地区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问题更加凸现出来，“民工荒”、“招工难”成为困扰东部企业的突出问题。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
除了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之外，由于中西部一些地区进入以资源开发为重要特点之一的工业化阶段，资源勘探的速度加快，探明储量增加，在我国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十分旺盛的条件下，许多能源和矿业企业也大举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第二，不断将主业产品的整个制造产业链做强，将技术、工艺、质量和售后服务做精，成为业内最具竞争力的专业化生产企业，例如湖南的三一重工、中联中科等。再如比亚迪汽车，其升级战略的方向是力图实现汽车制造全产业链在集团内的一体化，即力图掌握汽车制造全产业链的技术，以此形成本企业汽车制造的更强竞争力。企业转型升级的这种方式可以称为“基于全制造产业链技术优势的一体化战略”。
第三，在产业链的各细分环节中成为持续保持分工优势的专业化制造企业。例如，许多中小型制造企业发展为专业化和工艺水平很高的优秀企业，成为各行业中的“隐型冠军”。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个产品的生产分工体系中涉及许多合作厂商，甚至形成“世界制造”（部件制造分布于多个国家）的格局。一个企业只要能在分工体系中稳固地占据一个或数个环节，就可以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目前，在许多制造业产业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体系中，中国企业还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只是由于产品最后在中国组装而打着“中国制造”的标记。例如美国从“中国进口”的iPhone手机，中国企业在其总价值中的比重不足４%，产品却标注“中国制造”（同时标注“苹果公司设计”）。这同时也表明，在制造业的各个部门以至各种产品的生产领域中都存在着中国工业企业发展的巨大延伸扩展空间。当然，中国工业企业要进入这些制造空间决非轻而易举，而是必须以技术、效率以及管理的更强竞争力为前提。所以，对于许多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不断增强竞争力而进入全球工分体系中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工分环节，是转型升级的可行途径之一。这样的企业转型升级方式可以称为“向全球制造体系渗透的精致制造战略”。这种转型升级对于中国工业的强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基本功”。
第四，通过跨行业投资而实现企业主营业务的全面转型。通常是，当企业在某一行业中发展到一定程度，积累了较强或一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能力，而在本行业中继续发展空间有限，或者发现了更有利的发展机会时，通过向其他产业投资而实现跨行业的战略转移，往往是（或者理想地是）进入技术和资本密集度更高的行业。其中，有的制造企业转型成为制造业和产业投资混合型企业，例如联想集团，在电脑制造和产业投资两方面都取得良好业绩，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电脑制造企业。再如，江苏的远东集团，主业生产电缆，同时以投资方式进入其他新兴产业。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的企业从工业进入农业领域，发展生态种植业或生态饲养业。因为，这些企业看到在生活水平提高，但食品安全形势却十分严峻的条件下，人们将更关心食品安全和有益健康，所以，生态农业将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和市场空间。可见，企业的转型升级战略的产业方向可以是多方位的。这样的企业转型升级方式可以称为“跨业转型战略”，其中又可分为“跨业经营转型战略”和“跨业投资转型战略”两种类型。
第五，工业企业实现以核心实体产业为基础的服务业化，例如一些汽车制造企业发展与汽车制造相关的金融服务业（汽车信贷）；一些工业企业进入银行、证券、物流等服务业。还有一些工业企业进入文化产业。这样的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方式可称为“向服务业延伸的二三产业互融战略”。
第六，顺应中国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强劲增长阶段的需要，向装备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领域推进。中国工业尽管已经具有相当大的生产能力，但装备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仍然同发达工业国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国要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必须在装备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上有大的作为。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在这一广阔领域中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种企业转型升级方式可称为“向重型高端制造领域的顺势攀进战略”。
第七，在高技术和新兴产业中进入世界高端制造业竞争领域，例如华为、比亚迪等。还有众多太阳能、风能、核电、高端电子、生物工程等企业。这类企业又可采取从专业化分工的制造端进入、从组装端进入、从研发领域进入、基于某种制造优势而进入新兴产业等不同的策略。向这一方向转型升级的关键是核心技术上的创新。这一企业转型升级方式可成为“进入高端、新兴产业的新技术突进战略”。
可见，中国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具有全方位、宽领域的特点。从总体来说，中国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体现了中国工业化的推进和从要素推动向、资本推动和技术创新转变的进步过程。各类企业转型升级的共同特点是更加依靠技术创新，尤其是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当然，工业企业的战略选择中也有一些值得研究并引起很大争议的现象。
例如，不少工业企业进入了并非是“更先进”而是“更赚钱”的产业，成为这些企业重要的“非主营业务”，甚至成为一些工业企业主要的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对利润微薄甚至亏损的主营业务（制造业产品）进行交叉补贴。在一个高端论坛上，一位著名的制造业企业家被问及这样的问题：“由于您的企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业务，您认为现在您的企业是制造业企业还是投资企业？您现在仍然是企业家还是已经成为投资家？”他未作明确回答，而是说：“我们可以用丰厚的投资收益来支持制造业的发展。”我们看到这样的客观事实：由于中国改革和发展路径的特殊性（渐进式改革和级差式发展），导致各行业的利润率差距极大，暴利和微利产业共存，所以，一些制造业企业为追求更大利润而进入了高利润的（往往是具有垄断性的或政府管制较强的）传统产业，这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甚至像奇瑞这样以发展自主品牌为理想的汽车制造企业也要投资鄂尔多斯的煤矿。因为，专家分析：奇瑞生产一辆车的净利润只有132元，而挖一吨煤的利润就有数百元。有报道称，在2010年9月的青岛住房交易会上，知名家电企业海尔带来了遍布全国的14个楼盘项目，包括住宅、别墅等多种类型；海信推出了13个新楼盘项目。还有众多家电业的优秀企业，例如，格力、康佳、美的、TCL等也都进入了房地产业。原因是，家电业的利润只有3-5%，而房地产业的毛利润率超过50%!(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0-2011》说，2009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平均毛利润率为55.72%。)在沪、深两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除房地产、金融保险之外的全部18个行业中，都有业内公司涉及房地产业务。通过股权投资和关联企业直接涉足房地产业务的上市公司达802家，占1300多家Ａ股上市公司的60.53%。这样的普遍现象是否可以称得上是制造企业的“去实业化”或者“逆升级”？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和研究的现象。
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至少表明，在现实条件下，一些传统产业仍然具有很明显的优势，或者较强的可获利性；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决不像是在笔直而畅通的大道上行车，而是常常会曲折绕行，或者因受诱惑而改变方向，也不排除误入歧途的可能。但是，无论如何，企业是在竞争中实现转型升级，寻求更高附加值产业和更高附加值产业链环节，是竞争所迫使的方向，而不是简单地走向理想方向的坦途。企业转型升级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在崎岖道路的攀登上，才能成为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强者。
五、寻求国际竞争力的新源泉
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就是要在新的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全面提升各个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竞争格局下，国际竞争力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生存、发展、安全，甚至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都必须以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基础。如果缺乏国际竞争力，一切都无从谈起，也没有任何“战略”可言。当前，中国产业经济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必须从主要依靠低价格的资源投入、低标准的环境保护和低水平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为依赖的竞争力源泉，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优势为特征的新的国际竞争力源泉。也就是说，寻求和拓展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新源泉，是中国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最根本的战略方向。
在寻求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新源泉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引导推动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中国的产业经济具有政府深度参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实行指向性很强的产业政策是中国发展产业经济的贯常做法。因此，在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政府当然应发挥规划、引导和扶持的重要作用，但也决不能忽视市场公平竞争而实施过度行政干预。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归根结底必须以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必须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公平竞争为原则，以有限政府为特征，以尊崇法制为规范。
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离不开发挥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的基础是比较成本。产业竞争的主题永远是成本竞争，即看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和提供同样或更好的产品或服务。如前所述，中国已经越来越不能主要依靠低价格的资源、低标准的环保和低水平的工资福利来维持产业竞争力。那么，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新源泉在哪里呢？第一，近30年来的投资建设大大加强了产业的基础设施条件，可以形成更发达的综合运输体系，如果能显著降低物流成本（目前，中国的物流成本远高于发达国家），则显然可以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二，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所提出的，要“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这也是提升中国产业成本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三，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为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在高新技术产业中以高素质劳动密集为要素特征的产业环节。第四，加快产业内结构升级，提高各产业的工艺技术水平，优化产业链效率。第五，进一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改善实体产业的企业经营环境，降低企业的管制性交易成本。总之，形成中国产业新的成本优势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路径之一。
中国工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深刻的系统性变革过程，涉及技术、体制、利益、观念等各个方面。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要形成自主创新，特别是有利于实现核心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工业转型升级的实质就是要从资源驱动、资本驱动的工业增长方式，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这是工业化初期与工业化中后期的重要区别之一。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现代工业产品的生命周期显著缩短，即使是高技术产品甚至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也越来越成为具有充分竞争的领域。这就使得成本价格竞争与技术创新突破的关系密切相联，技术创新不仅是为了进入高附加值的产业，获取更高的收益率，而且也是为了实现低成本和低价格优势。工业生产的本质就是通过技术创新，使科学发明成为大众产品：即昨天的奢侈品，成为今天的高端产品，今天的高端产品成为明天的大众消费品。汽车的普及，电视的普及、电脑的普及，手机的普及……,这就是现代工业发展的逻辑。而支撑这一逻辑的关键就是不断的创新：以不断的创新进入新的生产领域，并且以不断的创新获得生产成本优势，总之，以不断的创新寻求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新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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